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8年第1号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已经2008年6月30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
主席 吴定富
二○○八年七月十日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维护被保险人利益，促进保险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保险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的经营商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和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
本规定所称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
第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具有与其风险和业务规模相适应的资本，确保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
偿付能力充足率即资本充足率，是指保险公司的实际资本与最低资本的比率。
第四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偿付能力管理制度，强化资本约束，保证公司偿付能力充足。
保险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本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负责。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的管理层对本公司的偿付能力管理负责。保险公司和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应当指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偿付能力管理的具体事务。
第五条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建立以风险为基础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和监管机制，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和监督检查，并依法采取监管措施。
第二章 偿付能力评估
第六条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制定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定期进行偿付能力评估，计算最低资本和实际资本，进行动态偿付能力测试。
保险公司应当以风险为基础评估偿付能力。
第七条 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是指保险公司为应对资产风险、承保风险等风险对偿付能力的不利影响，依据中国保监会的规定而应当具有的资本数额。
第八条 保险公司的实际资本，是指认可资产与认可负债的差额。
认可资产是保险公司在评估偿付能力时依据中国保监会的规定所确认的资产。认可资产适用列举法。
认可负债是保险公司在评估偿付能力时依据中国保监会的规定所确认的负债。
第九条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进行动态偿付能力测试，对未来规定时间内不同情形下的偿付能力趋势进行预测和评价。
第十条 在中国境内设有多家分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应当合并评估境内所有分支机构的整体偿付能力。
第三章 偿付能力报告
第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制定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及有关规定编制和报送偿付能力报告，确保报告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合规。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季度报告和临时报告。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偿付能力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
第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报送董事会批准的经审计的年度偿付能力报告。
第十四条 保险公司年度偿付能力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董事会和管理层声明；
（二）外部机构独立意见；
（三）基本信息；
（四）管理层的讨论与分析；
（五）内部风险管理说明；
（六）最低资本；
（七）实际资本；
（八）动态偿付能力测试。
第十五条 保险公司应当于每季度结束后，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报送季度偿付能力报告。
第十六条 保险公司在定期报告日之外的任何时点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当在发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公司的偿付能力。
第十七条 保险公司发生下列对偿付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的，应当自该事项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一）重大投资损失；
（二）重大赔付、大规模退保或者遭遇重大诉讼；
（三）子公司和合营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或者被金融监管机构接管；
（四）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的总公司由于偿付能力问题受到行政处罚、被实施强制监管措施或者申请破产保护；
（五）母公司出现财务危机或者被金融监管机构接管；
（六）重大资产遭司法机关冻结或者受到其他行政机关的重大行政处罚；
（七）对偿付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 在中国境内有多家分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应当指定一家在华分公司作为主报告机构，负责履行本规定的报告责任。
第十九条 保险公司投资设立的境外保险公司向当地保险监管机构报送按当地监管规则编制的偿付能力报告的，应当同时将该报告报送中国保监会。
第二十条 中国保监会可以根据监管需要，调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的报送频率。
第二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的规定，公开披露偿付能力状况。
第四章 偿付能力管理
第二十二条 保险公司的综合风险管理，影响公司偿付能力的因素都应当纳入公司的内部偿付能力管理体系。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体系包括：
（一）资产管理；
（二）负债管理；
（三）资产负债匹配管理；
（四）资本管理。
第二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有效的资产管理制度和机制，重点从以下方面识别、防范和化解集中度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资产风险：
（一）加强对承保、再保、赔付、投资、融资等环节的资金流动的监控；
（二）建立有效的资金运用管理机制，根据自身投资业务性质和内部组织架构，建立决策、操作、托管、考核相互分离和相互牵制的投资管理体制；
（三）加强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的股权管理、风险管理和内部关联交易管理，监测集团内部风险转移和传递情况；
（四）加强对固定资产等实物资产的管理，建立有效的资产隔离和授权制度；
（五）建立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和机制，加强对债权投资、应收分保准备金等信用风险较集中的资产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当重点从以下方面识别、防范和化解承保风险、担保风险、融资风险等各类负债风险：
（一）明确定价、销售、核保、核赔、再保等关键控制环节的控制程序，降低承保风险；
（二）建立和完善准备金负债评估制度，确保准备金负债评估的准确性和充足性；
（三）建立融资管理制度和机制，明确融资环节的风险控制程序；
（四）严格保险业务以外的担保程序，遵循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根据被担保对象的资信及偿债能力，采取谨慎的风险控制措施，及时跟踪监督。
第二十五条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建立资产负债管理制度和机制，及时识别、防范和化解资产负债在期限、利率、币种等方面的不匹配风险及其他风险。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健全资本管理制度，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及时识别、防范和化解公司的治理风险和操作风险。
第二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资本约束机制，在制定发展战略、经营规划、设计产品、资金运用等时考虑对偿付能力的影响。
第二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与其发展战略和经营规划相适应的资本补充机制，通过融资和提高盈利能力保持公司偿付能力充足。
第二十九条 偿付能力充足率不高于150%的保险公司，应当以下述两者的低者作为利润分配的基础：
（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确定的可分配利润；
（二）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确定的剩余综合收益。
第三十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董事会和管理层负责的偿付能力管理机制，明确相关机构和人员在资产管理、负债管理、资产负债管理、资本管理中的职责、权限以及偿付能力管理的程序和具体措施。
第三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偿付能力管理培训制度，对公司偿付能力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定期进行偿付能力管理及合规培训。
第三十二条 保险公司管理层应当定期对偿付能力管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和改进，并向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报告。
第五章 偿付能力监督
第三十三条 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督检查采取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
第三十四条 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公司报送的偿付能力报告进行审查。
中国保监会可以委托中介机构对保险公司报送的偿付能力报告及相关信息实施审查。
第三十五条 中国保监会在每季度结束后，根据保险公司报送的偿付能力报告和其他资料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分析。
第三十六条 中国保监会定期或者不定期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的下列内容实施现场检查：
（一）偿付能力管理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二）偿付能力评估的合规性和真实性；
（三）对中国保监会监管措施的执行情况；
（四）中国保监会认为需要检查的其他方面。
第三十七条 中国保监会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状况将保险公司分为下列三类，实施分类监管：
（一）不足类公司，指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100％的保险公司；
（二）充足I类公司，指偿付能力充足率在100％到150％之间的保险公司；
（三）充足II类公司，指偿付能力充足率高于150％的保险公司。
中国保监会不将保险公司的动态偿付能力测试结果作为实施监管措施的依据。
第三十八条 对于不足类公司，中国保监会应当区分不同情形，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监管措施：
（一）责令增加资本金或者限制向股东分红；
（二）限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和在职消费水平；
（三）限制商业性广告；
（四）限制增设分支机构、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开展新业务、责令转让保险业务或者责令办理分出业务；
（五）责令拍卖资产或者限制固定资产购置；
（六）限制资金运用渠道；
（七）调整负责人及有关管理人员；
（八）接管；
（九）中国保监会认为必要的其他监管措施。
第三十九条 中国保监会可以要求充足I类公司提交和实施预防偿付能力不足的计划。
第四十条 充足I类公司和充足II类公司存在重大偿付能力风险的，中国保监会可以要求其进行整改或者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
第四十一条 对于未按本规定建立和执行偿付能力管理制度的保险公司，中国保监会可以要求其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可以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二条 中国保监会对外国保险公司在境内分支机构的偿付能力实施合并评估，偿付能力监管措施适用境内所有分支机构。
第四十三条 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根据保监会授权，在偿付能力监管中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的合规性和有效性实施监督检查；
（二）对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财务信息等偿付能力监管的基础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实施监督检查；
（三）防范和化解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市场行为风险，防止重大的市场行为风险转化为偿付能力风险；
（四）执行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确保监管措施在分支机构层面得到严格执行；
（五）识别、监测、防范和化解辖区内的重大偿付能力风险；
（六）中国保监会授予的其他偿付能力监管职责。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保险集团的偿付能力监管适用本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保监会令〔2003〕1号）同时废止。
“钉子户”事件的呐喊
广西 李钢
网络、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重庆市“钉子户”事件的处理尘埃落定，披着自愿和解的飘忽外衣落下帷幕，凝聚了媒体的莫大关注，积攒了政府的多少“苦心”，千方百计之下总算使在《物权法》光环下得以艰辛挣扎的“钉子户”事件暂时平息，但“钉子户”事件折射出的法律、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却又何其多哉，对该事件的探讨依然在继续。就如救国救民时期对国民的爱国呐喊一般，“钉子户”事件释出了对法制的呐喊。
一、 公共利益如何正确界定。
反思嘉禾事件、钉子户事件，政府在对土地征收、征用的过程中，“公共利益”都成了侵犯公民基本权利、野蛮拆迁、强行侵吞的“挡箭牌”，为“公共利益”牺牲小我的利益是政府的不得已，这是某些官员所谓的冠冕堂皇的籍口。
我国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第十三条第三款又一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就强调了充分保障公共利益的依法性，正式确立了公共利益应当依法界定的基本原则，并进一步确认了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宪法精神，不得因公共利益而无端使个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失，而必须通过经济补偿、换物易地等方式平衡两种利益。那么公共利益究竟如何具体界定呢？依上条宪法条款规定可知立法机关才是有权界定机关，而非行政机关，因此某区政府所谓的城市规划这一“公共利益”使政府迫不得已就有待商榷，规划的科学性、征地的必要性以及征收的面积都很神秘，一切都是某些官员和开发商在操作。在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实践中，行政机关经常在没有或缺乏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直接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作出行政决定，实行土地征收、征用，或者对公民财产实行征收、征用，这种做法严重违背宪法精神和法治原则，除非有立法机关的明确授权。行政机关作为法律实施主体，只能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通过实施法律的方式来实现法定的公共利益目标。就此而言，行政机关如果在缺乏法律授权时自作主张，擅自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显然超越权限，毫无法律依据。
因此，行政机关在作出有关土地征用、征收或者公民财产征用、征收的行政决定时，只能严格依据法律；如果行政机关仅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却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来证明其所实施的限制或者剥夺公民财产权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那么这种行为就只能被认定为因违法而无效。
二、对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定位偏差。
公民的生存权、居住权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国家尽最大努力对之给予保护，绝对禁止任何机关、组织、个人予以侵犯，即使在个人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也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坚持利益平衡的原则，高起点地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需要个人利益作出让渡的，就必须依法对之给予合理公正的补偿，找到两种利益间的平衡点。而“钉子户”事件中房地产开发商在未与住户达成一致的拆迁协议前，就擅自动工挖地基，直至杨武一家容身之处成为一座“孤岛”，风雨飘摇中承受着开发商断水断电手段的煎熬，谁赋予了开发商强行拆迁的权力？又是谁赋予了开发商肆意断水断电的权力？重庆市政府尚不具有未经协商而暴力拆迁的法律权力，何况开发商并不代表政府，也未有法律的授权，一个无权的经济主体打着法律的公共利益大旗，使一个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上下而求索”，凄然屹立在开发商以合法外衣设下的重重困境，何其荒谬，何其凄怆。地位崇高的人民宪法致力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正在遭受经济利润航母的炮轰，没有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应得的保护，于正致力法治建设的我华夏社会是何其的讽刺！
三、法院的角色偏差
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构，担负着息争止讼、保护合法权益的职责，其处于中立的判断裁决地位，在法治社会的中国，其在权衡各方利益时应当首要考虑和保护的是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弱者的合法权益，尤其在房屋拆迁这样的社会敏感问题上不能轻易介入，更不能在没有出台相关法律文件对强制拆迁做出明确规定前而判定限期拆迁，甚至是强制拆迁。德国的“风可进，雨可进，皇帝不可进”的判例，英国的300万美元天价房屋拆迁赔偿款判例，还有西方国家开发商不诉诸法院而承担改变规划设计后果的先例都应该让我们的某些法院感觉汗颜。法院是独立的审判系统，不是政府的经济建设助手，不能受政府凭借发展经济、亮化城市等借口的左右；其还应该是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神，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卫士，一方面在当事人正在致力协商之际不应过早介入，另一方面在商业利益与公民权益发生冲突需要法院裁定时，要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说老百姓的权益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都应该是我们法院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