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婚姻诉讼分裂法”，就是规定对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分别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三种不同程序解决，使婚姻效力诉讼处于分裂状态的法律。

　　这种“婚姻诉讼分裂法”，不仅使相同性质的婚姻效力纠纷案件长期处于诉讼分裂状态，而且因其相互之间界限不清、执法权力配置不合理等缺陷，庞大的诉讼体系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当事人诉讼难、法院裁判乱的现象十分严重。为此，我极力反对这种立法，并主张废止“婚姻诉讼分裂法”，故写了《反婚姻诉讼分裂法》一文。[1]

　　有关“婚姻诉讼分裂法”产生原因、理论缺陷、废除理由和改革方案等，我在《反婚姻诉讼分裂法》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仅就“婚姻诉讼分裂法”在司法实务所造成的危害，予以介绍。

　　“婚姻诉讼分裂法”最大弊端就在于执法权力配置不合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职能交叉，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界限混淆不清，使享有执法权的机构因无执法能力或功能而无法执法，而有执法能力的机构因没有赋予执法权而不能执法，从而导致诉讼效率低下，浪费司法行政资源。更重要的是，由于职能交叉，界限不清，当事人无法选择诉讼路径，甚至出现了“有婚离不了，无婚摆不脱”等诉讼无门现象。同时，法院也因民事与行政审判诉讼程序不同，判断标准不同，判决结果混乱不堪。限于篇幅，这里只就几个主要危害或弊端举其要者而述之。

　　一、诉讼机制上的交叉和界限不明，造成当事人选择诉讼路径上的困难

　　由于婚姻诉讼程序不统一，当事人根本不知道如何选择诉讼路径和具体程序。如当事人的婚姻无法维持时，往往是先通过民事起诉离婚，如果因程序瑕疵被拒绝受理或驳回起诉后，再到婚姻登记机关要求撤销婚姻登记，婚姻登记机关拒绝受理或拒绝撤销时，则再提起行政诉讼，一个案件总要来回跑若干圈。尽管如此，有的案件最后还是无法解决。如金湾一妇女20年前（1994年前）用假身份结婚，现在想离婚便提起民事离婚诉讼，但一、二审均以婚姻登记程序瑕疵为由驳回起诉。[2]而通过行政诉讼，不少案件也被驳回。如董树清起诉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案。董树清与李光美于2007年11月26日持户口簿和身份证在江津区珞璜镇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手续。第二天，李光美不辞而别，董树清向公安机关报案，江津区公安局珞璜派出所将其抓获，查明其真实姓名为李光美，现已结婚，并有一个11岁的子女，其提交给婚姻登记机关的名为“杨晓丽”的身份证和户口信息是假的。董树清于2010年3月24日向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提出撤销结婚证的申请，要求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撤销或变更结婚登记证书。2010年4月6日，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以不具有撤销结婚登记的职权为由，书面答复董树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申请，并建议董树清向法院起诉解除与“杨晓丽”的婚姻关系董树清。董树清起诉到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一审法院认为，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并不享有基于重婚而撤销结婚登记的职权。故判决驳回董树清的诉讼请求。董树清不服上诉，二审认为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正确，上诉人最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

　　像上述案件，当事人在诉讼前怎么知道如何划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又怎么知道自己的案件应当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更可怕的是，像这样的案件，当事人经过千辛万苦的诉讼，最终还可能是一个无果而终的结局。如前述案例一，民事诉讼被驳回后，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因其已经20多年，显然面临超过行政起诉期限而遭驳回起诉的危险。这样，当事人就彻底丧失救济途径。即使行政诉讼违法受理并撤销了婚姻登记，当事人还存在事实婚姻仍然没有解决。对此，当事人是否知道这一法律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恐怕也是一个未知数。前述案例二，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被法院驳回，并要求当事人“最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但目前对程序瑕疵婚姻民事程序一般是不受理的，如果当事人再走民事程序，也可能会拒绝受理。那么，当事人又该怎么办呢？

　　二、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裁判标准不统一，导致判决结果混乱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两者的审查对象、判断标准、适用法律不同，从而造成相同案件有不同的结果，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裁判十分混乱。如在民事诉讼中，无效婚姻情形消失，则婚姻有效。而在行政诉讼中往往以登记违法宣告无效。如2012年乐清市人民法院宣告了一起重婚情形消失13年的婚姻为无效；[4]2013年双峰县法院也宣告了一起重婚已经消失的婚姻无效。[5]还有他人代理结婚登记，其婚姻效力主要涉及是否违背当事人意愿，在民事诉讼中，不仅不违背意愿的婚姻有效，而且可以比照胁迫结婚的规定类推，其撤销期限也只有一年。而在行政诉讼中，一般不受期限限制，而且多数都以程序违法撤销。有的虽然没有撤销，则判决确认违法，其婚姻有效与无效处于不明状态，婚姻效力并没有解决。

　　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因其功能所限无法受理或正确处理婚姻效力纠纷

　　由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功能无法适用婚姻效力纠纷，许多瑕疵婚姻效力纠纷或者无法进入行政程序，或者进入行政程序后无法得到正确处理。

　　1、无法进入法院诉讼程序

　　相当多的当事人因法院不受理此类案件，无法进入法院诉讼程序，当事人四处奔波，纠纷无法解决。如原告张荣华1996年与第三人共同生活，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第三人也于2008年8月离开原告各自生活。2012年2月原告在家中整理物品时发现一本原告与第三人的结婚证，原告便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法院撤销原告和第三人的结婚证或确认其婚姻登记无效。2013年5月，遂平县人民法院则以超过法定期限，判决驳回了原告起诉。[6]原告由此丧失了救济路径，其婚姻是否成立或存在无法解决。又如福建一陈姓女子“被结婚”后无法登记结婚，为了不耽误选好的结婚日子，她只好先举行了婚礼。随后小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他人冒充自己身份的婚姻登记，则因超过诉讼期限法院不予受理。 2013年小陈已怀孕近8个月，仍然结不了婚。[7]

　　象这样的案件相当多。如南宁七星区男子9年前借同名同姓身份证去登记 如今难离婚。[8] 《结婚证上老公是别人 女子不知如何摆脱荒唐婚姻》、[9]《一男子被陌生女子假结婚骗财想离婚还离不成》、[10]当阳市一女子身份证被人冒领结婚证，奔波4年不能结婚，[11]等等。有的甚至在无赖时，通过新闻媒体呼吁，寻找办法。如温岭箬横的金某与一位贵州籍女子登记结婚并生子。后来女方出走8年，因女方的身份有问题无法离婚，金某便通过《台州日报》发布信息，希望看到报道的好心人能帮他出出主意，让他早日离婚。[12]

　　2、进入了行政诉讼程序而无法得到正确处理或有效处理

　　有的案件虽然进入了行政诉讼程序，但因行政诉讼功能限制而无法得到正确处理或有效处理。

　　如江苏靖江市的殷福娣女士在丈夫江洪海死后才知道自己早已“被离婚”，其丈夫又与张银结婚。由于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涉及到殷福娣的身份关系和继承等重大财产权利，殷福娣便分别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自己与江洪海的离婚登记和江洪海与张银的结婚登记。该案历时4年，七个执法机关（三级法院审理、三级检察院抗诉，民政机关充当被告）参与诉讼，法院先后下达八个法律裁判文书。2013年6月靖江市法院终于通过再审确认民政局为江洪海与张银颁发结婚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13]

　　有关媒体对该案再审进行了大量报道，都认为再审确认江洪海与张银结婚无效彻底解决殷福娣的法律障碍，可以使殷福娣的继承等权利得到有效保护。但这个案件实际上还存在严重问题，即殷福娣与江洪海夫妻关系，在法律上并没有得到解决。即先前殷福娣起诉撤销殷福娣与江洪海的离婚登记，并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法院以不宜撤销为由判决确认离婚登记违法。这个判决对殷福娣与江洪海恢复夫妻关系设置了法律障碍，再审判决虽然确认江洪海与张银的结婚无效，但并没有解决殷福娣与江洪海是否还存在夫妻关系问题。从法律上考察，殷福娣还需要对原来确认婚姻违法的判决进行再审，撤销殷福娣与江洪海的离婚登记或确认其离婚无效，才能真正扫清殷福娣作为配偶身份分割与继承江洪海财产的法律障碍。

　　因而，尽管这个案件“4年诉讼，七个机关参与，八个裁判文书，案件还是似了未了”。 [14]

　　还有一些案件，因行政机构变迁，当事人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被告，往往因被告主体错误而被驳回起诉；或者因法官对被告主体认识错误而被驳回起诉。更为严重的是，有的通过一审、二审，行政诉讼虽然受理案件，但却无法有效解决。如上诉人钱××上诉称，其于1992年11月30日与一自称来自贵州省大方县响水乡出生于1965年7月12日名“张云某”的女子在湖州市郊区横街乡人民政府登记结婚，湖州市郊区横街乡人民政府是登记结婚并发给其结婚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人；湖州市郊区横街乡人民政府已被撤销，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即被上诉人湖州市××区××人民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而根据相关规定在婚姻证件的发证机关一栏上套印浙江省民政厅的章，只是婚姻证件的制式要求，浙江省民政厅并非作出婚姻登记的行为主体。故请求本院依法进行立案审查。此案虽然于2013年年9月24日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撤销长兴县人民法院（2013）湖长行初字第3号行政裁定；由长兴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15]但当事人1992年11月30日结婚，也面临因超过行政诉讼期限而被驳回，或者虽然撤销了登记婚姻，其事实婚姻效力并没有解决，还需要通过民事程序解决。那么，无论是哪种结局，行政诉讼都只是白白消费了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而已。

　　类似上述案件举不胜举，就在最近几天，仅《现代快报》和中国法院网又登载的三个案例。这三个案例当事人都是“婚姻诉讼分裂法”的受害者——有婚离不了 。

　　【案例1】 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先锋村的兄弟俩互换身份证结婚，12年后的现在，嫂子想离婚则离不了。这桩离婚诉求僵持了3个多月，至今还没法解决。其原因是：民事诉讼法院不受理；民政无法撤销；行政诉讼则面临超过起诉期限。[16]

　　【案例2】2001年12月孙某和吴某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也没有填写婚姻登记材料的情况下，通过关系取得盖有永新县里田镇民政所公章的结婚证书，后生育一子。因感情纠纷，2011年吴某以同居关系析产、子女抚养纠纷分别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孙某的同居关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永新县里田镇民政所在2001年12月根据孙某和吴某的身份情况向双方颁发了结婚证，婚姻登记合法有效，驳回了吴某的诉讼请求。随后，吴某向永新县民政局申请撤销其与孙某的婚姻登记。登记机关撤销了婚姻登记。孙某遂向永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以程序违法，撤销了婚姻?O飞机机关的决定。[17]。这个案件民事驳回，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机关的决定，但当事人的婚姻效力还是没有认定或解决，当事人还的另行打官司，不知还要遇到多少周折。

　　【案例3】原告朱开源与被告韦安娜于2010年8月23日经他人介绍相识，2010年10月11日在灵山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登记当天，韦安娜要朱开源给其7900元回家办嫁妆，但韦安娜拿钱走后，再也没有回头，打电话也不接，朱开源来到韦安娜的娘家也找不见人，两年来杳无音信。朱开源和韦安娜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也未生育有小孩。2011年3月4日，朱开源到灵山县沙坪镇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将此案作为诈骗案立案调查。2013年2月4日，朱开源到灵山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查询，获悉：韦安娜不但与其登记结婚，而且在2009年12月21日的时候便与吴秋英在宾阳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在2010年3月5日又与黎如其在贵港市覃塘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韦安娜在登记结婚时向灵山县民政局提供的身份信息，后经贵港市公安局港城派出所核查无此人。原告朱开源认为被被告骗婚，要求法院判决两人的婚姻无效。广西贵港市港北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不属于无效婚姻范围。遂判决驳回原告朱开源的诉讼请求的判决。[18]该案诉讼被驳回，当事人又该寻求什么途径解决？又将是一个路漫漫或者无法解决的结局！

　　3、实体处理错误的案件比比皆是

要数量还是质量，专利政策之辩

王瑜


　　目前我国对专利的激励政策确实激发了企业开发热情，我国专利数量在有些省份几乎是成倍的增长。在专利申请量激增的背后，为了追求数量，有的企业故意把专利拆开申请，将一些技术水准不高的技术改进和外观都申请为专利。这样数量增加质量却下降了，由此引起专利开发要数量还是质量争议。专家们担忧现行的激励政策只会带来更多的“垃圾专利”，并不利于真正激发企业创新热情，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下面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我国专利数量多吗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09年3月16日，我国受理的专利申请总量突破500万件，看起来数字很高，但有效的专利却只有不到120万件。我国企业总数为4000多万家，如果按我国企业的数量来计算，40家企业才只有一件有效专利，平均只有2.5%的企业拥有有效专利。2008年我国共受理专利申请828,328件，国内有4.05万企业申请了专利，2008年申请了专利的企业只有千分之一，也就是2008年1000家企业才申请一件专利。
　　如果说小作坊型的企业不需要专利，那么来看看国资委直属的大型企业，其中规模大的在世界上也是顶级大鳄，中石油的市值曾经为世界最高。在2006年4月23日闭幕的“中央企业科技工作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国资委监管下的央企拥有的所有专利总数为30520项，还不及佳能公司的一半。据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7年底中央企业累计拥有有效专利45547项。数量增加很快，但是央企拥有的专利总数还是不及佳能公司一家拥有的专利数。
　　截止2008年我国有效专利数量为119.5万件，其中有效的发明专利33.7万件，2006年世界发明专利总量为610万件，由此可以推算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仅占全球有效发明专利的2%-2.5%，而我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6%，我国有效专利与我国经济总量很不相符。就像我国GDP总量世界排名第三，但是一算人均排名就相当落后一样，我国专利数量虽然很多，但是平均到企业还是与世界有很大的差距。

二、数量反应的问题

　　我们在专利的数量方面落后只是一个表象，其深层问题需要我们理性去思考。我们的思维习惯总是将所有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意识问题，并附和一些客观的原因，对于知识产权我国已经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像慈祥的老父亲，对于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是不厌其烦，各地各种培训班免费给企业讲，然而企业参加的积极性却不高，连吃住都免费的培训，有时政府还得借助行政强制命令企业才勉强派个普通员工来凑个数。各地纷纷出台政策对驰名商标给予高额的奖励，对商标、专利的申请给予补贴，甚至是全额报销。国资委对下属的央企下达硬性的命令，必须在今年底完成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否完成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作为企业的一项考核指标，政府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挥舞大棒，应该说我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的意识没有问题。
　　为什么企业对知识产权还是这么冷淡呢？笔者深切感觉到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存在严重的问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这个最为基础的问题企业还没有弄清楚，只是对商标、专利略知道一些，知识产权有什么用？企业更是茫然，而知识产权是要钱去维持的，比如专利每个每年两三千元的维持费对于企业是个负担，看不到的是用处，看得见的是支出，如此企业当然没有兴趣。当笔者换一个角度和企业家谈，说知识产权就是企业的财富，通过对知识产权的运作可以使企业很快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企业家立刻来了兴趣。可见我国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和宣传还是有些问题，并没有切中企业的实际需求。
知识产权运用需要从战略层面进行规划，仅企业家弄清楚了知识产权对企业的意义还不行，在实务操作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障碍。企业规划知识产权战略，除了上层领导的支持，更离不开技术部门的配合，可是在这个看起来最容易理解专利的部门却常常抵制。技术人员有很深的技术情节，他们追求的是技术方案的完美和对高难技术攻关的快感，而不是实际的运用，我们要求他们对专利的开发更多的要考虑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而他们不屑一顾，认为雕虫小技，“不在这里发明”的心结使他们很难接受市场和消费者的诉求。还有的技术负责人认为专利对生产并没有任何作用，他们可以一直蹲在车间琢磨技术改进，但就是不愿意将这些改进申请为专利，他们可以当公司领导的面点头称赞，却根本不给予配合。这个看起来是企业管理的问题，当技术人员的傲慢与偏见成为普遍现象时，毕竟他们是专利开发的主力军。

三、给点甜头又何妨

　　前几年我们商标抢注炒卖现象很严重，这种行为普遍受到诘难，国家商标局也因此发布个人禁止申请商标的禁令，但是笔者并不赞成这种做法，曾经发表文章，表示可以让商标炒卖行为发挥鲶鱼效益激活我国企业对商标的馄饨意识。炒卖商标者是知识产权的先知先觉者，他们从知识产权中获得了甜头，同时也让那些不重视知识产权的企业尝到了苦头。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对知识产权重视的企业一般有两类：吃过苦头的，尝过甜头的，更有意思的是甜头浅尝即可，而苦头非要吃过几次才行。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或多或少受有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有外部的压力，另一方面屡屡受到国外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打击。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苦头”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使企业从中看到了知识产权的重要。笔者有个客户从事工艺品的生产，和同行一样，他也习惯于借用别人的“好东西”，结果侵犯了专利权，第一次接到律师警告函，立刻支付了赔偿，第二次被同一家企业起诉，在诉讼中很快同意赔偿和解，第三次又被该企业起诉，终于领悟到自己也要开发知识产权，在去年一年中就申请了一百多个专利。笔者另一个客户接受笔者建议，进行品牌经营，直接从品牌就获得了政府几百万的现金支助，从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十几倍于政府的支助，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建议，企业因此尝到“甜头”后，立刻改变了对知识产权的认识，主动追着要求笔者为其做进一步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
　　鸦片是被禁止流通的毒品，但是鸦片却不愁销售，知识产权是个好东西推行却是这么的困难，我们不得不思考。笔者认为不妨学习鸦片的行销方式，第一次、第二次鸦片基本都是免费的，当吸食者产生依赖后，不得不想方设法冒判刑的风险到处采购。对待知识产权我们同样可以给企业一点甜头，使企业从中获益后，就不愁企业不会自己投资去开发知识产权了。而这个甜头最少要让企业拥有专利，很多地方的知识产权局做的“灭零行动”只能针对规模以上的企业，只有先有了，才可能提出质量要求。因而笔者认为专利的数量是质量的前提，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先提高数量，再考虑质量的政策是恰当的。
　　政府的资助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又何必在意企业申请的是什么样的专利，关键是要激发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兴趣，让企业从中尝到甜头，然后才有质量的提高。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电话：010-51662214，电邮：5166221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