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人大常委会


青岛市义务教育条例
青岛市人大常委会


（1994年9月24日山东省青岛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4年10月13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理与监督
第三章 学 校
第四章 学 生
第五章 教 师
第六章 经 费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普及义务教育，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教育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第三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应当依法接受义务教育。
适龄盲、聋哑和弱智儿童、少年应当接受特殊教育。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学校及其他社会组织和适龄儿童、少年的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必须依法保证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检举、揭发和制止违反义务教育法律、法规行为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义务教育工作纳入任期责任目标和年度考核目标，将义务教育发展事业纳入当地社会发展计划及城乡建设规划，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实施义务教育的情况，作为有关负责人员任期责任目标和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并进行检查考核。

第二章 管理与监督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地区义务教育工作，每年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报告实施义务教育工作的情况，并接受其监督。
第八条 青岛市和各区（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实施义务教育的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
（一）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和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依照管理权限，负责学校开办、调整的审核和审批工作；
（三）指导下一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的义务教育工作；
（四）组织对义务教育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五）查处违反义务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及各县级市、崂山区、城阳区、黄岛区的街道办事处（以下统称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规定负责本区域实施义务教育的有关管理工作。
第九条 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做好义务教育的实施工作。
第十条 青岛市及各区（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对下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的义务教育实施工作以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配合实施义务教育职责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估和指导。

第三章 学 校
第十一条 学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加强对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
第十二条 学校以国家开办为主。鼓励社会组织或个人开办学校。学校的设置应当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师资、校舍、场地、资金、设备仪器等条件，并遵循以下原则：
（一）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二）根据人口分布情况，合理布局，方便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
（三）普通初级中等学校与初级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比例适当。
第十三条 青岛市和各区（市）根据实际需要开办盲校、聋哑学校、弱智辅读学校，乡镇开设辅读班或采取随班就读等形式，保证适龄盲、聋哑和弱智儿童、少年接受特殊教育。
第十四条 城市新建住宅小区和旧城区改造应当按照城市规划管理规定和学校建设标准规划、建设学校，并保留学校发展空间。学校应当与建设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
新建、改建、扩建学校，其规划设计方案必须征得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同意；工程竣工后，建设工程验收主管部门应当通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参与验收，并瘵有关资料移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学校的校舍和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应当适时维修；对危险建筑物、构筑物必须及时予以修缮、改造。
第十五条 开办学校，由开办单位或个人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按照下列规定审批：
（一）在青岛市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开办小学的，由所在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商同级规划、编制、财政部门，并征得青岛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市计划部门同意，经所在区人民政府批准，报青岛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开办初级中等学校的，由青岛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商市规划、编制、财政部门同意，经市计划部门立项，报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在其他各区（市）开办学校，属村办小学（含简易小学）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报区（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属其他学校的，由所在区（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商同级规划、编制、财政部门同意，同级计划部门立项后，经所在区（市）人民政府批准，报青岛市教育行
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学校的合并、拆迁、撤销或变更教学性质，按照开办学校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办理。
企业所办的小学或中学，因故不能继续开办的，应当将学校移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继续开办；个人及社会组织所办的学校，如因故停办，学校应当移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具体办法由青岛市人民政府制定。
合并、拆迁、撤销学校，必须先行安排好在校学生的教学用房和活动场地。
第十七条 学校必须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课程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学校应当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不得强制学生订购国家和省规定的教科书、参考书以外的书籍、报刊、资料等。
第十八条 学校在教育教学和各种活动中，应当使用国家规范化文字。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十九条 未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让学校停止教学或组织学生停课参加非教学活动。
学校有权拒绝任何摊派和非法定的收费。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含学校）和个人不得破坏或侵占学校的校舍、场地和设施、设备、仪器。
第二十一条 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学校校园及其围墙外10米的范围内设置停车场、集贸市场和各种摊点；
（二）倚学校校园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学校围墙搭盖临时建筑、堆放杂物等；
（三）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和危害师生安全及健康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学 生
第二十二条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尚不具备的地区，可以延至七周岁入学；盲、聋哑、弱智儿童可以延至八周岁入学。无特殊情况，学生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不得超过十六周岁，盲、聋哑、弱智学生不得超过十八周岁。
第二十三条 学校招收新生，至迟在该校新学年开学前15日向适龄儿童、少年的监护人发出入学通知书，监护人必须按照入学通知书规定的时限和要求送被监护人入学。
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入学的，监护人应提交延缓入学申请，延缓入学30日以内的，由学校批准；超过30日的，由该学校的主管部门批准。
因特殊原因无法入学的，监护人必须出具由当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医疗单位或其他有关部门的证明并提交免学申请，农村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城市的由区（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学生因户籍变更或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认定需要转学的，转出和转入的学校必须按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不得拒转、拒收，不得收取规定杂费之外的费用。
适龄儿童、少年跨省、市及区（市）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均为借读生（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之间跨区接受义务教育的，不属借读生）。借读生经批准后在居住地学校借读，学校不得拒收。
第二十五条 对受完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学生，由学校发给完成义务教育的证书。
学生因学业成绩优异而提前完成义务教育规定年限教学内容的，视为受完义务教育，由学校发给完成义务教育的证书。
第二十六条 文艺、体育和其他单位需招收未受完义务教育年限的学生接受文艺、体育或其他专业训练的，必须报区（市）以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招收单位应当保证所招收的学生在进行专业训练的同时受完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第二十七条 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下列行为：
（一）非自然灾害或学生失去学习能力等特殊原因，使学生辍学；
（二）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
（三）开除在校学生；
（四）组织危及学生安全的活动；
（五）其他有损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可以按规定收取杂费；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按有关规定免收杂费。
对借读学生，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收取借读费及杂费。

第五章 教 师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重视发展师范教育，做好义务教育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全面提高教师素质。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
第三十条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计划、编制、人事部门按照教师编制和教师专业结构的要求，合理配备教师。
未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同意，任何单位不得截留分配做教师的人员，不得抽调教师改做其他工作。
第三十一条 教师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
教师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所规定的相应学历或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取得教师资格。现有教师达不到国家规定任教条件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培训或进修，使其达到规定任教条件。
第三十二条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应当建立教师考核制度，对不胜任教育教学工作以及经过组织培训或进修仍达不到国家规定任教条件的，应当调离教育教学岗位。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改善中小学教师的住房条件，对教师住房的建设给予优惠政策，使城镇教职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达到或高于当地居民的平均水平。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期组织教师进行体检。
第三十四条 从事教学工作满20年并在学校工作满30年的，以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满25年并获得市（地）级以上政府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授予荣誉称号的公办教师，退休后的退休金不足本人退休前标准工资100％的，可补贴到100％。
对在条件艰苦的山丘区、海岛任教的公办教师，应当给予补贴。
任教满20年、被聘任为中级以上专业职务、年龄满40周岁的或在山丘区、海岛任教满15年的公办教师，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属农业户口的，可以安排转为非农业户口。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计划、人事等部门，应当通过选招优秀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招收民办教师进入师范院校学习、实行民办教师退休退养制度、整顿民办教师队伍等多种形式，对现有民办教师实行分流，逐年降低民办教师所占比例。
第三十六条 民办教师工资不得低于当地乡镇农民人均收入的2倍，并逐步实现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民办教师的工资应当按月足额发放，不得拖欠。
逐步实行民办教师医疗费统筹制度、退休金制度及养老保险制度。
民办教师不承担义务工或按义务工日折算的费用。
第三十七条 任教满20年、被聘任为中级以上专业职务、年龄满40周岁的民办教师，属农业户口的，可以转为非农业户口。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鼓励乡镇企业招用民办教师的配偶或子女就工。
第三十八条 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享受规定的特殊教育补贴；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累计满20年的教师退休后，特殊教育补贴部分可作为生活补贴继续享受。

第六章 经 费
第三十九条 义务教育经费来源以人民政府投入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学生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
义务教育事业费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生均公用经费逐年增长。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教育基金。教育基金可以从多渠道筹集。
义务教育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四十条 城市新建、改建、扩建学校校舍和其他设施所需资金，按照下列规定解决：
（一）新建住宅小区按规划建设学校，列入该小区基建投资预算；
（二）旧城区改造中新建、改建、扩建学校，由建设单位负责；
（三）除本条（一）、（二）项外，各级人民政府新开办学校，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同级人民政府拨专款解决；
（四）现有属各级人民政府开办的学校未达到义务教育办学标准而需增加投资的，可以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向同级财政提出申请。
第四十一条 城市中小学校的校舍和其他设施日常维护修缮所需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不足部分，从城市维护建设资金中依照现有的列支基数予以补助，并随每年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增长比例增长。
第四十二条 农村新建、改建、扩建学校校舍和其他设施所需资金，属村办的，采取捐助和当地财政补贴等多渠道解决；属乡镇人民政府开办的，以同级财政为主解决。
第四十三条 农村学校校舍和其他设施维护修缮所需资金，属村办的应由办学单位筹集，可以从乡统筹费中给予补助；属乡镇人民政府开办的，以同级财政为主解决。
第四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部队、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办的学校，其校舍及其他设施的基建和维护修缮资金，由开办者解决。
第四十五条 公办教师住房建设所需资金，由人民政府在每年的年度基建投资计划中安排，不足部分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筹措。同办教师建房，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安排使用宅基地。
第四十六条 财政部门、民政部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残疾人福利组织必须从有关经费中按规定比例提取专款，作为特殊教育专项补助费，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安排用于特殊教育。
第四十七条 依法征收教育费附加。教育费附加，纳入预算管理，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分配方案，商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实施；农村的教育费附加，实行乡镇征区（市）管，主要用于支付民办教师的工资和补充学校公用经费等。
第四十八条 实行义务教育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
助学金从同级财政补贴和社会捐助等渠道筹措，奖学金从学校创收、社会捐助等渠道筹措。
第四十九条 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资助学，发展义务教育事业。对捐资助学者，由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表彰、奖励。
捐资助学100万元以上或投资兴办符合规定标准学校的，可由青岛市人民政府授予其荣誉称号；捐资、投资者非青岛市的，可以迁入青岛市常住户口一名，有按规定随迁亲属的，可一并迁入；捐资、投资者属农业户口的，可以安排转非农业户口1名。
捐资助学达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可由区（市）人民政府或青岛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授予其荣誉称号。
第五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扶持校办企业。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与校办企业进行经济、技术合作。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五十一条 执行本条例，有下列突出成绩的，由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表彰、奖励：
（一）在普及义务教育中成绩显著的区（市）、乡镇、村；
（二）在普及义务教育中成绩突出的学校；
（三）在教学、管理、教学研究中有突出贡献的义务教育工作者；
（四）在普及义务教育中有突出贡献的其他单位、个人。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并视情节轻重，建议有关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处分：
（一）因工作失误造成义务教育规划和计划目标不能如期实现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
（三）开除在校学生或以其他手段迫使学生退学的；
（四）对学生的辍学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加以解决的；
（五）不使用规定的教科书、违反规定增加学生课业负担或违反规定向学生收费、摊派的；
（六）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
（七）有其他妨碍义务教育实施行为的。
第五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予以查处。
第五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依照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克扣、挪用或以其他方式侵占义务教育经费的；
（二）玩忽职守致使校舍或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倒塌，造成师生伤亡事故的；
（三）组织进行危及学生安全活动的。
第五十五条 监护人无正当理由不送或阻碍被监护人入学或者迫使被监护人中途停学、退学而造成辍学达10日以上的，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对监护人处以100元至1000元罚款，并采取其他相应措施促使被监护人就学。
第五十六条 未经批准，合并、拆迁、撤销学校的，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5000元至20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 单位或个人招用义务教育对象务工、经商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十八条 对扰乱教学秩序，侮辱、殴打教师、学生，侵占或者破坏学校校舍、场地和设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应予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青岛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0月13日
　　关键词: 英国早期律师 形成及其原因 大致活动情况 相关法律规定及职业道德 启示

　　内容提要: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介绍并分析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形成和原因、其分类、规模、大致活动的情况、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相关法律规定及职业道德要求、启示意义。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英国早期的律师何以能够存活和获得初步发展，为中世纪时期的英国法治的运行和发展注入一种活力，并对后来英国律师制度的定型乃至法治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诺曼征服后，伴随着英国封建王权的确立、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和发展、英国法院系统的形成以及当时社会部分人士的需求、英国法院的主导和推动，英国律师制度渐次形成，其对后来英国律师制度乃至英国法治的运行和发展的萌芽作用和意义极为重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

　　本文的思考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形成和原因；其大致活动的情况，具体包括其分类、规模、培训和教育以及准入方面的规定、相关法律规定及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启示意义。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英国早期的律师何以能够产生并存活下来，成为西方尤其是英国法律史上一种较为独特的现象，并由此推导出其对于我们的启示意义。限于篇幅和研究的角度，本文所谓“英国早期”主要是指12世纪中叶英王亨利二世至14世纪初英王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本文中“英国”一词主要是指当时的英格兰。

　　由于“法律职业阶层对一国法治思想和法治传统的形成功不可没”，[1]笔者希望，本文对于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研究或多或少不无历史乃至现实意义。

　　一、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形成及其原因分析

　　公元1066年的诺曼征服无疑是英国政治法律史上的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标志着其后不久西欧最强大的王权在英国首先确立和发展起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诺曼人的征服可谓决定了英国法的整个前途。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指出，为近代英国王室法律体系（英国普通法）奠定基础的是在亨利二世时期，这种法律体系的存在和发展至少延续到16和17世纪。[2]

　　亨利二世统治时期（1154—1189年）被认为是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性阶段。在其统治的35年间，为消除内战所造成的封建离心倾向，亨利二世恢复一度中断的国王政治集权的进程，继承和发展了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擢新保旧”的政治方略，与世俗贵族各阶层进行了全面的合作。例如，接任卢西为相的格兰维尔原属小贵族阶层，曾任郡守、法官、将领等官职，后升为宰相，以精通法律、推行司法改革而享誉于世，与其侄瓦尔特合作写就传世之作《论英国的法律和习惯》。这是关于普通法的第一部著作，内容是对王室令状加以注释，明确提出法律源自王室，由国王法庭制订，适用于全国，其诉讼方式主要取决于提起诉讼的程序性令状的形式。[3]因此，借助世俗贵族各阶层的有力支持，亨利二世的政治集权进一步拓展，政府官僚制度日渐成型。加之威廉一世时代（1066—1087）“我的附庸的附庸也是我的附庸”原则（此不同于当时的西欧大陆）的确立，英王拥有直接支配各级封臣的权力，遂使其政令、法律制度在英格兰的实施少有阻碍。

　　在封建王权的发展过程中，历代英王（包括亨利二世）还大力援用教会的政治势力。实际上，王权与敦权在兴起之初，是互相紧密合作的，可谓携手并进。就英格兰而言，其时英王极为注重阐扬教会“王权神授”的神权政治传统，为王权神化罩上神圣合法的宗教光环。其中，自威廉一世起，涂油加冕典礼对英国封建王权的发展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力图将枯燥、抽象的“君权神授”的说教，外化为庄严、神秘而又生动的礼仪，使到场的众多大贵族和官吏对国王的神圣尊严获得深刻的感悟和印象。通过这项典礼，国王就可假托“神意”不断突破封建习惯对其宗主权的某些限制，拓展其作为国家公共政治权威的君权。在消除因继承王位而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给王权及其统治秩序造成严重危害方面，涂油加冕典礼所特有的“神授”原则使得势力雄厚的封建贵族“安茹派”支持的马蒂尔达最终也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名言：“狂暴的大海水势汹涌，却不能冲洗掉一个涂油国王的芬香”。正由于充分利用了教会的神权政治传统，英国王权不断得以神化和强化，国王作为王国最高政治权威的形象逐渐牢固地树立起来，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和崇拜。此外，英王还大量起用教士议政参政，从而巩固了王权的政治基础。由于当时的教士垄断了文化教育，具有丰富的政治才能和专长，因而更受国王的器重，位于显赫朝臣之列。教士朝臣多兼任王国政府的显要官职，如枢密院中书令、辅佐国王的摄政或宰相、国库长、钦差大臣、使节、法官、施赈吏、王田监守等大小官吏。[4]

　　伯尔曼认为，亨利二世以前的英格兰国王都没有把制定新法律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因而斯蒂芬时期的动荡（其时马蒂尔达与之争夺王位）无疑使人们认识到盎格鲁一诺曼的王权要在英格兰长期维持安宁，就应有必要的法律制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亨利二世登上了王位。他面临的任务不仅是要用法律和秩序尽早结束无政府和暴乱的状态，而且还要通过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通过仅仅由他的英格兰和诺曼底的祖先们所昭示的观念来显示这一点。亨利及其顾问们“以诺曼行政管理的传统精神，根据新的习惯和政策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旧习惯”。不过，“亨利统治的特征是对制度的改进，而不是对过去的沿袭。”[5]

　　德国学者茨威格特和克茨断定，英国法律史始于1066年。威廉及其后继者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一种等级森严、整齐划一和组织结构比较简单的封建制度，国王是最高的封建领主。随着中央王权的确立，从御前会议（由国王及其顾问组成）中逐渐发展起来三种永久性的中央法院即理财法院、普通诉讼法院和王座法院，它们设在威斯敏斯特，由专职法官任职，在国王不参加的情况下，也可以主持审判；它们的管辖权在1300年得以确立，持续不变一直到17世纪。英格兰法律就这样开始了它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后来的数百年间导致了司法的集中化和英国法律的统一。因此，英格兰很早就享有一种统一的法律，此即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6]

　　关于普通法，英国学者哈德生认为，其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以及诺曼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和强有力的王权混合而成的产物。[7]

　　通过对以上相关背景的介绍和分析，笔者以为，正是由于1066年的诺曼征服对于英国历史的重大影响，尤其是此后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权的存续和发展（斯蒂芬时期即1135—1154年可能是一个例外），英国早期的律师才获得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一前提尤为重要，不可或缺。因此，与之相联系的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英国国王及其官吏的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英国的国王在当时处于最高的政治权威的地位（至少就世俗意义上而言），故而其推动作用甚为明显。在这方面，英王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和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较为典型。以英王亨利二世为例，其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与世俗贵族的全面政治合作、与教会权力的冲突和妥协、为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故而，当代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英格兰的历代国王中，有比亨利二世杰出的军人，也有比他敏锐的外交家，蛤就法律和制度方面而言，却无人能同他相媲美。他的奇异而奔放的疯狂热情并没有在政治、战争和狩猎中牦尽。他像前几代出身于诺曼底族的国王以及他自己的儿子一样，善于解决行政和法律方面的难题，这是他的成就所在。他的各次战斗的名字早已湮没无闻，但他的名望将同英国宪法和英国习惯法一起永世长存。[8]国内有学者认为，亨利二世在制度方面的建树主要有：独立于王权的中央法院系统的形成；确立陪审制；巡回法庭制度化；王室令状制度化。这种王室令状在普通法及其司法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作用重大。其中，由于对于令状选择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英国律师业的发展。[9]

　　关于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形成原因，厦门大学齐树洁教授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2—13世纪英国诉讼程序的变化（典型者如英国普通法的主要来源日耳曼法所固有的严格的形式主义、令状制度带来的困扰），为法律职业阶层特别为律师阶层的出现提供了极大的空间；法律内容的复杂化，增加了非法律专业人士理解和适用法律的难度，法律成为非日常性的知识。这样，人们一旦遇到诉讼，不得不求助于法律专业人员。而王室法院所适用的通行全国的法律或习惯，导致了日耳曼时期那种民众熟悉法律的情况不复存在，当事人必须取得专家的帮助才能顺利完成诉讼活动。这些因素都在客观上推动了律师阶层的产生。[10]此外，在笔者看来，当时（主要指亨利二世至爱德华一世时期）英国法院系统的多元性或复杂性，也是早期英国律师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从另一个方面造就了普通民众对于法律专业人士的依赖。[11]

　　英国学者布兰德在《英国法律职业的兴起》一书的正文开头给读者讲述了始于1154年（即英王亨利二世登基这一年）的一桩遗产争夺案The Anstey Case（本文译为：“安斯第案”），案情大致如下：安斯第（应为一地名一笔者注）的理查德在1154年亨利二世登基后不久的时候，宣称他对自己的舅舅沙克威尔的遗产拥有继承权。沙克威尔在世时，并非英恪兰一流的大地主，但却在埃塞克斯拥有七个庄园，并在当地和邻近三个郡拥有十处领地和半个骑士的封地所有权。理查德起诉的对象是玛波·德·佛蓝切维尔、威廉唯一的女儿并已被威廉在世时认可为继承人。然而，在佛蓝切威尔的权利方面存在着瑕疵：她是死者后来被宣告无效的一次婚姻中所生下的女儿。因此，理查德声称她是非婚生女。作为威廉的姐姐安格里丝的长子，他声称自己是与威廉血缘最近的生存合法亲戚，因而有权作为其遗产的继承人。理查德迟至1158年才正式起诉。起初，他的起诉在王室法院得到受理，主审法官为亨利二世的两大法官之一的卢西。当原告理查德提出玛波身份的问题时，该案被移交到坎特伯雷大主教法庭，罗马教廷派出的教庭法官代表参与了审理过程。最终，来自罗马的判决宣布玛波为私生女。案件后来又移交给国王法庭。经过几次休庭，在1163年7月，国王法庭做出了有利于理查德的判决。理查德后来有一份详细的备忘录，记载了诉讼过程中他所花费金钱的具体数目，由此我们得知“安斯第案”的大多数信息。布兰德认为，“安斯第案”表明，在亨利二世统治早期，为了保证财产价值巨大的继承，诉讼当事人愿意花费一定数额的钱财，其在教会法院可以获得对其诉讼的专业、有偿帮助。但是，尽管上述案件中的原告和王室大法官有联系，他在王室法庭的诉讼却使他无从得到相应的专业顾问的有偿帮助。因此，布兰德断言，有证据表明，自诺曼征服到亨利一世时期（1066—1135）未曾出现专业律师，当然也没有我们看到的13世纪时的那种专业律师。因此，布兰德断定，12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格兰是“一个没有专业律师的国度”（a country without professional lawyers）。在13世纪以前的英国，开始有了法律专家，他们有偿为诉讼当事人在王室法院和其他地方提供服务，而且似乎是全日制的。对这些人，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专业律师。到13世纪最后25年，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作为形成中的英国法律职业的这些专业律师的出现。[12]

　　很显然，布兰德对于英国专业律师为何没有更早一些出现这一问题甚感兴趣。为此，他对亨利二世之前的英国法院制度进行了研究。布兰德认为，在盎格鲁一诺曼时期（1066—1154），诉讼当事人在可能利用“辩护人”（pleaders）为其代言方面受限制：原告通常自己辩护，被告只能有限地使用“辩护人”为自己辩护。当专业律师在英国真的出现的时候，在法庭上为当事人代言就是他们专业技能的一部分。因此，对于“辩护人”使用的限制就可能成为这一时期对于专业律师发展的障碍。始于亨利二世时期的英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对于专业律师的出现方创造出了一种远为有利的法律环境。[13]

　　布兰德认为，亨利二世时期英国的法律制度开始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及其延续以及亨利的后继者们的更为深入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有利于英国专业律师的出现及其人数增加的环境。据此，布兰德首先着重分析了亨利二世至爱德华一世时期（1154—1307）英国法院系统的相关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巡回法院制度在亨利二世时期建立起来，全国分为六个巡回审判区，每区由三位法官巡回，负责刑事、民事和信息搜集三种事务，并在自己的辖区内自行裁断；位于威斯敏斯特的王室中央法院开始形成，普通民事法庭从财政署（Exchequer，或译：理财法院）逐渐分立出来。上述这些新的王室法院具有如下特点：责任有一定的区分；开庭时间更长、更稳定；留有相关记录；审案时依据原始令状；这些新的法院成为国家法院，由此导致国家法制的统一；强迫领主法院和郡法院接受王室的控制。因此，亨利二世给后来的英国君主及其顾问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制度遗产。上述变化累计起来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更为有利于专业律师的法律环境。新的王室法院由法官打理，他们在这些法院中持续的活动使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法律技能，这种技能因其司法职业的长期性而得到了发展和提高。而且，这样的法官越来越多地选自书记员或专业律师，他们被任命时已经是法律专家。由于新的王室法院是“国家的”法院，由适用一种单一的“英国法律和习俗”的法官来打理。而这种法律和习俗在新的案件被判决时受到不断的变化和修改，这就意味着诉讼当事人在处理一系列他们不熟悉和不可能熟悉的规则和程序时，需要法律专家的帮助。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对于专业律师的需求。[14]

　　与上述分析相联系，导致当时普通英国民众对于专业律师依赖的一大原因在于新的王室法院使得诉讼方式产生了一种大的变化：这些法院的诉讼通常始于依法必须送回的王室令状。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诉讼当事人更难知道什么样的令状最适用于自身的案件。因此，1307年之前，选择令状诉讼需要专家的建议和帮助。否则，不仅费时费钱，而且相关案件很有可能得不到及时解决。由于诉讼规则的复杂性，诉讼当事人（无论是原被告）均觉得有必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1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英国早期的律师制度大约出现于12世纪后期，其原因主要在于英国封建王权的确立、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与发展、英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令状制度的大力推行及其引发的对于法律专业人士的需求、英国法院的主导和推动，等等。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英国国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力不容忽略。在这方面，英王亨利二世和爱德华一世较为典型。尤其是亨利二世，其在英国中世纪的政治法律制度方面有较多的贡献，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作为后来者，英王爱德华一世对其先辈的事业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成就主要体现为：土地及其他方面的立法；整顿司法机关，改革司法制度；汇编年鉴，培养法律人才；励精图治，召开“模范国会”。故被称为“英国的查士丁尼”。[16]

　　二、英国早期律师的分类及其活动、规模、准入、培训与教育、相关法律规定及职业道德要求

　　（一）英国早期律师的分类及其活动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罗斯认为，英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对于专业的serjeants（中译：高级律师，下同）和attorneys（中译：代辩律师，下同）的出现也许具有根本的影响。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罗斯引用布兰德的一段话予以说明：“这一群体的出现是对英国法律史上一系列各别而又互相联系的发展所造成的变化了的法律环境的反应，这种情况出现在亨利二世时期（1154—1189）及其以后一段时期”。罗斯断言，法律职业的产生基于两个相关的因素：1．涉讼者希望、并且实际上需要他人代言，帮助自己出庭和处理诉讼事务。2．权威机构开始授权这些人在诉讼中以上述身份出现。[17]

　　罗斯认为，在12世纪，更确切地讲，到13世纪，为诉讼当事人服务的代辩律师（attorneys）出现了。pleaders（中译：辩护律师，下同）是否在12世纪出现难以确定。但是，很显然，在13世纪早期，他们已开始出现。截止到1239年，专业的辩护律师首次出现在普通民事法庭（The Common Bench）。最开始的时候，帮助诉讼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和代辩律师都是“非律师”的非职业人士。为了帮助自己，诉讼当事人起初是请朋友、亲戚和邻居做这些工作。一段时间里，上述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开始多次地帮助诉讼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将有关经历转化为一种技能，他们为诉讼当事人需求，并就自己的服务收取费用。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成为其谋生的一种方式或对获取其他收入的一种手段。另有一定的证据表明，法庭书记员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给当事人提供帮助，以补充自己的收入。甚至有人认为，一些当事人采用今日律师熟悉的方法，雇佣专业人士咨询、服务，以确保他们不会帮助自己的对手。此外，从12世纪中叶开始，特别是在13世纪，著名法律人士如格兰维尔、亨汉姆等人脱颖而出。因此，在13世纪早期，布兰德所谓的“最初的律师”已介人代理活动之中。

　　罗斯将英国早期的律师分为两大类：高级律师（serjeants）和代辩律师（attorneys）。其中，高级律师是中世纪律师中的贵族。被聘请为高级律师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并伴有一定的仪式，享有一定的收益。其是走向法官的台阶—13到14世纪中叶，其是法官唯一的来源。一段时间以来，其是一种收入颇丰的职业。有趣的是，早在13世纪晚期，他们须为穷人辩护。高级律师的作用在于代理当事人出庭辩护，故在拉丁文中被称为countors或narratores。显然，高级律师源自serviens或servientes，其法语的同义词serjant意为“提供服务的人”。随着法律职业的发展，高级律师也可以充当代辩律师的角色。13世纪下半叶，两者分开。到13世纪最后25年，专业高级律师的数量有所增加。13世纪末，其是活跃在高等民事法庭的主要辩护律师，在其他王室法院的活动相应减少。[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