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文物市场管理办法
山西省政府

令第64号

第一条 为加强文物市场管理，打击制止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专营文物和监督文物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主管文物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市场管理工作。各级工商、公安、海关等部门，应配合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文物市场实行监管。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专营文物是指：
（一）1911年以前中国和外国制作、生产或出版的陶瓷器、金银器、铜器及其他金属器、玉石器、漆器、玻璃器皿、各种质料的雕刻品、家具、书画、碑帖、拓片、图书、文献资料、织绣、文化用品、邮票、货币、器具、工艺美术品等；
（二）191l年至1949年间中国和外国制作，生产或出版的属于本条（一）所列物品中具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
（三）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在1949年以后己故的著名书画家的作品。
专营文物由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单位经营，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
第五条 专营文物的单位所经营的专营文物，统一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文物鉴定单位进行鉴定。外销文物需钤盖外销标识。外销文物可设专柜内销。
第六条 专营文物的单位应设置中文、英文标识，标明：本单位依照法律获准代理或销售允许携运出境的文物。
第七条 专营文物的单位可以跨省建立多种形式的购销协作关系。省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末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均不得在本省境内收购或销售专营文物。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监管文物是指1911年至1949年间中国和外国制作、生产或出版的陶瓷器、金银器、铜器及其他金属器、玉石器、漆器、玻璃器皿、各种质料的雕刻品、家具、书画、碑帖、拓片、图书、文献资料、织绣、文化用品、邮票、货币、器具、工艺美术品等，但属于本办法
第四条（二）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监管文物可在县级以上城市的旧货市场经营。销售监管文物的旧货市场应具备必需的文物保护条件和专业力量，对文物流通秩序实施有效的监控和管理。
禁止在街头摆摊设点经销监管文物。
第十条 在旧货市场经营监管文物的单位和个人，须向县级以上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后，报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一条 在旧货市场经营监管文物的单位和个人，在销售前必须按品类填报销售申报单，由省文物鉴定单位鉴定。经鉴定，属国家需要保护收藏的文物，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征购；属专营文物的，由专营文物单位收购或代售；属监管文物的，应钤盖“晋文检”鉴定标识后，方可销售
。
第十二条 经营监管文物的旧货市场，应设置中文、英文标识。标明：购买本市场文物如需携运出境，须持发票和所购文物由省文物鉴定单位核发出境许可证。未办理出境手续的，海关不予放行。
第十三条 禁止出土文物进入文物市场。
第十四条 博物馆、文物保管单位和其他全民所有制单位收藏的文物，禁止出卖、赠送。不够馆藏文物标准的处理品，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由专营文物单位收购经销。
第十五条 私人收藏的文物如需出售，属专营文物的，可售给专营文物单位或由其代售；属监管文物的，可在经营监管文物的旧货市场出售或由其代售，禁止私自交易，买卖文物。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一）将国家需要收藏的重要文物向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科学研究单位提供的；
（二）发现国家需要收藏的重要文物，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使文物得以保护的；
（三）发现出售出土文物及时报告，并采取措施，使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得以保护的；
（四）对非法经营、倒卖走私、盗窃和盗运文物举报有功的；
（五）管理文物市场成绩显著的。
第十七条 未取得营业执照，私自进行文物经营活动或将私人收藏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由公安、工商会同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对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或放纵非法经营活动的文物市场管理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7月3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举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二审。其中,新增规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服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全国人大法律委有关负责人解释,这意味着广告代言人对虚假广告也应承担民事责任(8月27日《新京报》)。

　　利用明星的号召力为产品做代言,通过广告形式吸引消费者是现代商业的普遍做法,但近年来,一些明星成了虚假广告的代言人,不对产品做充分审查即轻言“相信我没错的”,这是对自身公信的滥用,同时也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不负责。代言责任的立法缺失让权责不平衡,也让掉进了钱眼里的明星肆无忌惮地欺骗消费者。权利义务对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但一直以来公众只见明星赚钱,不见其因虚假广告承担赔偿责任,社会对此多有诟病,一直呼吁立法强化明星代言的法律责任。

　　几年前,食品安全法先行一步,其中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让明星代言食品多了些警惕,可以说,这是在明星代言领域第一次让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回归。如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拟规定代言人的连带责任,去掉了“食品”这个限制,让承担代言责任的产品范围扩展到了一般商品和服务,这是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再次回归。

　　立法规定代言人的连带责任是为了警示明星为代言负责,以杜绝虚假广告这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商业行为,但现实中,施行多年的食品安全法并未完全消灭食品领域的虚假广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代言责任是一种民事上的连带责任,是风险较小的法律责任,某种程度上并不能对那些只顾利益,罔顾责任的代言人产生足够的震慑力。如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此为据,推而广之,同样达不到彻底遏制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作用。

　　而且,刑法规定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均对情节严重的虚假广告承担刑事责任,而明星作为部分广告不可或缺的因素,获取的报酬并不比广告经营者或发布者少,但刑事责任的缺位,还是某种程度上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尤其对一些特殊产品的代言,比如药品或有毒有害产品,一旦消费者因明星的号召力轻信虚假广告,产品出问题后将造成无法估量的人身损害,即使民事责任致代言人倾家荡产,也无法匹配虚假广告所造成的人身权益损失。

　　因此说,立法规定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连带责任只是强化代言责任的起点,距离完全彻底的权利义务对等还有一定的距离。只有让代言虚假广告的明星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才能产生十足的震慑力,明星才会穷尽一切手段了解自己代言的产品,以避免刑事责任追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权利义务对等的现代法治理念出发,强化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法律责任的立法实践值得喝彩,但公众更期待包括广告法、刑法在内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构建起一整套有关广告代言的法律责任体系。换言之,只有让代言责任更充实,吸纳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才是权利义务对等、权利责任对等原则的彻底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