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金昌市人民政府


金昌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



　　《金昌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试行）》已经2008年3月3日市人民政府第15次常务会讨论通过，现予公布。



　　　　　　　　　　　　　　　　　　　　　　代市长：张令平


　　　　　　　　　　　　　　　　　　　　　二○○八年五月二十日






　　　　　　　　　　　金昌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信访事项的复查、复核工作，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和《甘肃省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应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复查复核机构或指定人员，负责信访事项复查复核的日常工作。
　　第三条　　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办理应由本级人民政府复查（复核）的信访事项；
　　（二）责成本级人民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对有关信访事项进行复查（复核）；
　　（三）对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处理的信访事项，以及其他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直接协调办理或指定有关行政机关办理；
　　（四）指导、检查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对在复查（复核）工作中失职、渎职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处分的建议；
　　（五）承办本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有关事项，并向其报告工作。
　　第四条　　信访事项的复查（复核）工作应当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坚持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坚持有错必纠。
　　第五条　　提出信访事项复查（复核）请求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请求人必须是对该信访事项的原办理（复查）机关作出的书面处理意见不服；
　　（二）请求人必须是与该信访事项有利益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三）请求应有具体的复查（复核）要求和事实依据，且属于受理机关的职权范围；
　　（四）请求的信访事项范围，应当与其原请求处理（复查）的信访事项范围一致，且已由原办理机关（单位）作出书面处理（复查）意见；
　　（五）请求复查（复核）的信访事项，应当符合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属于复查（复核）的范围，且无法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其他法定途径得到救济；
　　（六）多人对同一答复意见不服的，应当推选代表提出，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
　　第六条　　新《信访条例》实施前已经办结的信访事项，信访人提出新的事实或者理由请求复查（复核）的，经有权处理的机关重新处理后，可以进入复查（复核）程序；不能提出新的事实或者理由的，不再重新受理。
　　第七条　　信访人应当自收到处理（复查）意见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复查（复核）请求；信访人逾期提出复查（复核）请求的，视为自行放弃请求复查（复核）权利，原处理（复查）意见即为信访终结意见。
　　第八条　　信访人请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的，应当按下列要求提交材料：
　　（一）请求复查（复核）的，应当提交信访事项复查（复核）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信访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有效证件的名称及号码、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请求时间、对原答复意见不服的理由、事实以及具体的复查（复核）要求；
　　（二）提出复查请求的信访人应当提交原办理机关对该信访事项作出的书面处理意见的原件和复印件；提交原办理机关对该信访事项作出的书面处理意见的原件和复印件，同时提交复查机关对该信访事项作出的书面复查意见的原件和复印件；
　　（三）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信访事项的原处理（复查）意见由行政机关作出的，其复查（复核）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原信访事项的处理（复查）意见是由县（区）及县（区）以下人民政府作出的，由该级人民政府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复查（复核）；
　　（二）原信访事项的处理（复查）意见由县（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作出的，由县（区）人民政府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复查（复核）；
　　（三）原信访事项的处理（复查）意见由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作出的，由市人民政府复查（复核）；
　　（四）原信访事项的处理（复查）意见是由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作出的，由原处理（复查）机关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复查（复核）；
　　（五）对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工作部门以及跨地区、跨部门的信访事项，由该信访事项所涉及的地区、部门共同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直接受理或指定受理机关；涉及外市（州）的信访事项，由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牵头，会同有关地区和部门协调办理。
　　第十条　　复查复核机关对信访人提供的有关材料和证件应当进行登记和初步审查，并按以下方式处理：
　　（一）对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七条规定的复查（复核）请求，不予受理，同时告知信访人不予受理的理由；
　　（二）对不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材料不齐全的，不予受理，同时应当告知信访人在规定的期限内补齐材料，重新提出复查（复核）请求；
　　（三）对符合复查（复核）请求条件并在法定请求期限内的，应当出具受理告知单，该告知单签发之日为信访事项复查（复核）请求受理日。
　　第十一条　　信访事项的复查（复核）主要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但信访人提出调查要求且复查（复核）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启动调查程序。复查（复核）机关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信访人、原办理机关（单位）的意见，被调查的组织和人员应当如实反映所了解的情况。
　　对于调查中所了解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有关情况，应当保密。
　　第十二条　　在信访事项的复查（复核）过程中，信访人提出听证申请，或者复查（复核）机关认为有必要听证的，可以举行听证。听证按照《甘肃省信访听证办法(试行)》进行，经过听证的复核意见可依法向社会公开。
　　第十三条　　凡与请求复查（复核）的信访事项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工作人员，不得参与该信访事项的复查（复核）工作，该信访事项复查（复核）的机关应另行指定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复查（复核）。
　　第十四条　　复查（复核）机关对信访人提出的复查（复核）请求进行审查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复查（复核）意见：
　　（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的，维持原处理（复查）意见；
　　（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不准确或错误，程序违法，处理不恰当的，直接变更原处理（复查）意见或责令原办理机关（单位）重新办理。
　　被责令重新作出处理（复查）意见的机关，不得以同一事实或理由作出与原处理（复查）意见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意见。
　　第十五条　　复查（复核）机关应当根据复查（复核）结果制作复查（复核）意见书，经复查（复核）机关的领导审批后，加盖本机关公章。复查（复核）意见书应当载明信访人请求复查（复核）的事项、要求，经复查（复核）核实的情况，复查（复核）意见及依据等。复查意见书应告知请求人如对复查意见不服，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向有关机关请求复核。复核意见书应当告知信访人该复核意见为信访终结意见。
　　第十六条　　对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责成本级人民政府有权处理的工作部门提出办理意见的复查（复核）请求，承办的工作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完毕，并制作复查（复核）意见书，经该工作部门的领导审核后，加盖本工作部门公章报本级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审核。
　　第十七条　　复查（复核）意见应当自有权处理的复查复核机关收到复查（复核）请求起30日内作出；复查（复核）期间举行了听证、鉴定或勘验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内。
　　第十八条　　复核意见为信访终结意见。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第十九条　　复查（复核）意见书应当一式多份，复查（复核）请求人、承办单位、原办理（复查）机关、承办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各一份，同时应当存档备查。
　　第二十条　　送达复查（复核）意见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信访人。直接送达复查（复核）意见书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直接送交受送达信访人拒绝接收的，留置送达，并在复查（复核）办理卷宗中将情况予以记录。邮寄送达应当采用挂号信或特快专递等方式送达，并保留邮寄存根。受送达信访人下落不明或用本办法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
　　送达完毕后，复查、复核的有关材料由复查(复核)机构归档保管。
　　第二十一条　　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信访复查(复核)，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金昌市信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实行。


浅析证明责任理论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210093)

一、浅释证明责任
何谓证明责任？学界向来对此众说纷纭，可以说学界关于证明责任表述的不断演变过程，也正是学界对证明责任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
“证明责任”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罗马法初期，长期以来人们将其解释为当事人就自己所提出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直至1883年德国诉讼法学者尤利乌斯·格尔查将证明责任区分为主观的证明责任与客观的证明责任，对证明责任的认识才跨入了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新时代。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其的认识也因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学说，即：一、行为责任说，其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负有提出证据，以证明其主张真实的责任。”⑷ 二、双重含义说，其认为证明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其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谁主张就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是指不尽举证责任应承担的法律后果。”⑸ 三、危险负担说，其包括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避免败诉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是指在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真伪不明时，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受到不利裁判的后果。⑹ 应该说危险负担说才真正揭示了证明责任的本质，才正确的说明了证明责任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巨大作用。但在这里笔者想说明的是，就笔者之观点看来，主观的证明责任应称之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而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证明责任。本文仅就是对严格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客观证明责任作一阐释，而且笔者认为这才是未来证明责任研究的方向之所在。
综上所述，所谓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承担的不利益诉讼负担或不利益诉讼风险。”⑺ 其不等同于提供证据的责任，也不是举证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在诉讼中当事人为避免败诉的风险提出证据的责任；而举证责任则包含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证明责任两层涵义。由此可以看出，当诉讼终结要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法官为了能依法行使对案件的裁判权，就必须依据证明责任规范使当事人一方负担诉讼之不利益，从而使案件的裁决得以确定完成。可以说证明责任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发挥着巨大而关键的裁判依据作用，同时也正是由于证明责任只能由一人承担，只在诉讼终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发挥其作用，才使其明显区别于提供证据的责任。
应该可以说证明责任是当事人负担败诉的一种风险，一种于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当事人所负担的败诉风险，其于诉讼实践上的巨大作用正是学界不断对其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我国司法界对证明责任认识的现状
长期以来，对证明责任的研究一直不为我国司法界所重视，能确切说出其涵义的司法工作人员少之又少。在大多数法官思想中，证明责任是一个极其模糊又极其接近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们经常将其与提供证据的责任相混淆。应该知道证明责任仅于诉讼终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发挥其作用，而提供证据的责任则于诉讼之始终发挥着作用。两者的混淆不仅导致了证明责任随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当事人之间转移而转移，更使得在诉讼终结之前当事人败诉与否的命运就因证明责任过早的发挥作用而早已确定。这不仅使当事人于诉讼中承担了不必要的诉讼风险，更使得法院的判决失去了其应有的公正性。而且由于我国采用的是职权主义（甚至可以说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于诉讼中可以依职权行使其调查取证的权力，这就打破了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原有的证据对抗的平衡，使本应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对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得以免除，从而使证明责任理论无法在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曾经有人撰文说司法实践中长期混淆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证明责任是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空白。其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仅是当事人承担提供证据责任的原因，而不能据此断然推出当事人的主张处于真伪不明之状态时，法院应裁判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世界许多国家以实体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证明责任作出规定，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司法解释中阐释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区别。而我国法律规定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长期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和证明责任的界限，从而忽视了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⑻ 不可否认，相关规定的缺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证明责任的充分正确认识，但这不应该成为法官相关理论知识缺乏的托词。法律规定的涵盖面是有限的，法官之所以被赋予裁判的权力不仅是因为其熟悉法条，更是因为其具有超脱于法律条文之外的深厚的理论底蕴。正是因为如此，其才能正确应对各式案件，才能将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于案件的裁判中得到最大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效的弥补了这一空白，规定了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败诉风险的承担者，这对正确发挥证明责任在诉讼中的巨大作用将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三、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
德国学者普维庭教授指出证明责任问题的核心在于证明责任的分配。⑼ 只有证明责任分配得以确定，才能在诉讼中确定败诉风险的承担者。也只有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才能充分体现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价值观。
所谓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原告、被告各自负担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⑽ 如果说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证明责任理论的核心问题，那么证明责任分配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就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前文中已经简单介绍了日本学者石田穰教授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适用顺序，在其中石田穰教授将依立法者宗旨和诚实信用原则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放在了优先适用的地位上。那么也就是说，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应首先从立法宗旨和诚实信用原则这一角度来加以确定。只有这样才能使证明责任的分配既不脱离于立法者的原有本意，又充分体现诉讼风险负担的公平合理。而德国学者罗森伯格提出的规范说（又称法律要件分类说）正是基于这一主旨，提出了“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人，应对存在权利障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或权利排除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⑾ 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规范说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可以说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也是当前为学界广为接受的。但也有学者指出规范说存在着方法论、逻辑性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⑿ 因此以德国学者穆茨拉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创立了反规范说。反规范说应该说是对规范说的一种修正，其又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学说：“一、危险领域说。该说以待证事实属哪一方当事人控制的危险领域为标准，决定证明责任的分担，即当事人应当对其所能控制的危险领域中的事实负证明责任。 二、盖然性说。该说主张以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的高低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主要依据，把待证事实证明的难易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辅助性依据。 三、损害归属说。该说主张以实体法确定的责任归属或损害归属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在实际运用中，该说又具体化为盖然性原则、保护原则、担保原则、信赖原则和惩罚原则，并依据这些原则来确定损害的归属。”⒀　而在其中笔者比较倾向于危险领域说。因为在诉讼实践中，权利主张者常因所主张事实的证据为对方当事人所控制，而无法提供该证据。若于诉讼终结时，依规范说之理论由该当事人承担由于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的证明责任，实为一种诉讼上的不公，使权利主张者因诉讼上证明责任分配的瑕疵而权利得不到保护。而对方当事人更有可能为了使这一要件事实于诉讼终结时处于真伪不明之状态而不提交该证据，甚至毁损这一证据。因此单纯的依规范说确定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极有可能在个案中造成极大的不公，所以笔者认为应依规范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为主，危险领域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为例外，从而有效弥补规范说的不足。
在今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此可见，我国司法界在证明责任分配原则问题上采用了规范说的理论。这不仅由于该学说在理论上已较为成熟，而且也是因为其在我国已为学界所认同，且也具有广泛的实践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第七条又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笔者认为此条规定中的“举证责任”应从广义上理解，即应包括证明责任。由此说来，该规定还赋予了法官在一定条件下的证明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权。日本学者石田穰在论及证明责任分配时曾指出“如果立法者的见解即立法者的意思不存在或不明确时，可以按‘法律漏洞’依判例创造证明责任规范。”⒁由此可见，该补充性规定是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法律漏洞的出现是必然的，而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正是弥补法律漏洞的最佳方法，当然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本身必须是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对规范说的弥补比起危险领域说对规范说的补充更加完善，更加有效。但笔者想指出的是，依此条规定证明责任可能在诉讼终结前就发挥了其作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具有事前效力，如德国学者普维庭。）即于诉讼终结之前就已确定了败诉者，这无疑使其后的诉讼流于形式。而在我国更有可能会在实践中造成对提供证据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再次混淆。
四、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例外——证明责任倒置
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是指“将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应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证明责任，该由否认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就法律要件事实的不存在负证明责任。”⒂曾有学者置疑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是否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其认为“由于证明责任倒置是相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成立的，因此，证明责任倒置只是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况。相反，如果没有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也就无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正是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以及民事审判中并未存在所谓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自然也就不存在证明责任倒置。不少人认为我国存在证明责任倒置，显然是在不同法律语境差异下的一种误识。从逻辑上讲，“倒置”必须要有一个“正置’’的前提，只有存在正置的举证责任分配，才谈得上对其的倒置。然而，遗憾的是，如上所述，我们其实并不清楚举证责任的正置。既然不知道举证责任的正置，如何能言倒置呢?”⒃当然这种观点的产生与我国过去有关规定的不足不无关系，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后任何对于证明责任倒置是否存在的置疑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显而易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二条确定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即存在了“正置”；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四条显然又是为了弥补一般原则的不足，以维护诉讼的公正性而规定的一种例外，当然是一种“倒置”。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逻辑上，证明责任的倒置都有了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对其的置疑也应不攻自破。
根据规范说理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确定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但规范说无疑存在着其巨大的局限性，其在某些案件上的适用极有可能会造成诉讼上的不公，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救济。因此《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第四条中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活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从而有效的弥补了一般原则的不足。在这些特殊案件类型中，权利受损害方显然处于一种证据上的劣势地位，其依一般原则所要证明的某些要件事实的证据往往不由其掌控，或其不具备能力掌控，而且这些证据大都为对方当事人所掌控。因而为了避免权益受损害方承担不必要的败诉风险，就应将证明责任改由否认这一事实或主张对抗该事实的事实的对方当事人承担，由笔者看来这正是危险领域说对规范说补充的一种体现。即根据危险领域说理论，在充分考虑了举证的难易。与证据的距离，有利于损害防范和救济三个因素后，将原来应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从而有效维护权利受损害者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以规范说理论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与危险领域说理论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例外原则所构成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才是最为合理有效的，才能在诉讼中最大程度上体现司法的公正性。
五、结语
证明责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作为笔者来说，由于水平有限，无法全面剖析证明责任理论，在论述中也极有可能出现众多疏漏。但应该说对证明责任理论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只有不断的弥补其缺陷，这一理论才能趋于完美，对其的研究才能更有希望！






注：
⑴陈刚主编：《比较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69页。
⑵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81页
⑶ 同上
⑷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修订本)，法律出版1987年版，第219页。
⑸柴发邦：《民事诉讼法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⑹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59页
⑺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65页
⑻肖宏：人民司法，1999年第五期，第33页
⑼参看《比较民事诉讼法》第177页
⑽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5页
⑾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6页
⑿参看《比较民事诉讼法》第182页
⒀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6页
⒁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81页
⒂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8页
⒃张卫平：人民司法，2000年第八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