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准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占有公共财产行为的定性
——被告人蔡某贪污案

李哲杰
要点提示：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类“准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构成犯罪的，以贪污罪论处。
案例索引：
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2008）遂刑初字第10号（2008年3月21日）
一、案情
公诉机关遂溪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蔡某，男，1953年8月10日出生。
被告人蔡某于1993年10月8日为遂溪县人事局聘用制干部，因企业转制于2003年9月1日被遂溪县供销合作联社（事业单位）解除劳动合同，2003年10月15日被遂溪县供销社合作联社免去岭北供销社主任职务。转制后，遂溪县供销合作联社返聘任蔡某任遂溪县岭北供销社主任，负责该社全面工作。2004年至2005年间，被告人蔡某多次在其单位财务处预借公款。事后，为冲平所有的预借款，被告人蔡某虚开水泥发票11张，总金额172079元，交给会计冲抵借款（其中44000元以单位名义向有关职能部门送礼、4660元用于发放蔡某和会计、出纳的奖金）。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蔡某非法侵占公共财产123419元，构成贪污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蔡某只非法侵吞单位38434元用于自己生活开支。案发后，被告人已退清了赃款。
辩护方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蔡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定性错误，应认定是职务侵占罪。
二、审判
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被告人蔡某于2003年9月因企业转制后，已被解除劳动合同，2003年10月15日被遂溪县供销社合作联社免去岭北供销社主任职务，并领取了失业证，是下岗人员，不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工作身份，但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之一，即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理由：遂溪县供销合作社属于国家事业单位，其下属单位———岭北供销社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县供销合作社属于事业单位（国有单位）。县供销合作社对岭北供销社的财产有直接管理和收益权，转制后，县供销合作社返聘被告人蔡某任岭北供销社主任，并委派其到岭北供销社负责该社全面工作。被告人蔡某在担任岭北供销社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的条件，具备构成贪污罪的主体资格要件，应以贪污罪定罪量刑。公诉机关对本案定性准确，应予支持。辩护方提出的职务侵占罪的辩护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二、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蔡某将公款123419元占为己有的事实，经法院审理查明，涉案的11张发票共款172079元的财务支出凭证证明，而且被告人承认其中的5张共款75310元是其自己非法占有，并将其中的44000元用于送礼，剩下的31310元自己占有；另外5张共款92109元事实不清无法认定；还有1张发票公款4660元用于被告人蔡某、会计、出纳的奖金，不能认定为被告人蔡某自己非法占有。故法院认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蔡某将123419元占有的指控，证据不足，缺乏了证据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遂溪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蔡某在担任岭北供销社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乘企业转制之机，用水泥发票在单位财务上虚报贪污3131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惩罚。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但指控的涉案赃款数额不准，应予纠正。鉴于被告人蔡某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已退清赃款，确有悔罪表现，根据本案的实际，可从轻处罚并可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和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被告人蔡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三、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被告人蔡某的行为应定贪污罪还是职务侵占罪？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非法占有公款123419元的认定？
对被告人蔡某犯罪行为的定性，实际是贪污罪还是职务侵占罪两罪的区分。从两罪的犯罪构成四要件和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主要是主体上的区分，也就是只要准确认定被告人蔡某的身份就可以认定被告人蔡某犯何种罪。
（一）、蔡某犯罪主体身份的界定
1、蔡某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我国刑法第382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可见，贪污罪在主体上包括两类人员：一类国家工作人员；另一类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本案中，供销社系统已经在2003年前改制，改制后的乡镇供销社在性质上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不是国家机关，被告人蔡某是经遂溪县供销合作联社聘任当主任，受遂溪县供销合作联社的委派管理乡镇供销社的集体财产的。⑴、被告人蔡某身份显然不符合刑法第382条规定的贪污罪的第一类主体——国家工作人员。⑵、被告人蔡某的身份不符合刑法第382条规定的贪污罪的第二类主体——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首先，被告人蔡某不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乡镇供销社的财产，其次，乡镇供销社的财产性质属于集体所有，不是国有财产。
2、 被告人蔡某的身份属于“准国家工作人员”。
⑴、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由此可知，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两类：一类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国家工作人员，可称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93条第二款具体规定了所谓“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即：①、国有单位（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②、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③、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
⑵、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有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公司、企业中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或委派的管理人员，国有企业委派到参股、合营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能的人员。
由此可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解释是典型的职能论。
结合本案，、被告人蔡某所在的岭北供销社不是国有单位（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不是人民团体，故蔡某不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刑法的规定，受委派的委派者应该是国有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本案中被告人蔡某是由遂溪县供销合作联社聘任的，受遂溪县供销合作联社的委派行使管理乡镇集体财产的职能，而遂溪县供销联社的性质是事业单位，因而被告人蔡某属于受国有单位（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被告人蔡某是否属于“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笔者认为被告人蔡某在集体单位从事组织、领导、管理工作也是从事公务。但不属于“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理由：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依照法律规定被选举或者被任命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农村村民委员会、城镇居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另一种解释为“其他根据法律规定对公共事务承担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如党务人员、人大代表等等”。上述情形均没有集体所有性质的企业中从事公务的规定。、笔者对刑法分则统计一下，刑法分则中把犯罪主体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共有39条。其中，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有32条，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有7条。纵观整个刑法分则，凡是把犯罪主体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没有一个条文可以适用于集体单位的工作人员。这就足以说明，第93条关于“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不包括在集体单位，而只包括在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因而，被告人蔡某不是“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
综上所述，被告人蔡某的身份符合刑法第93条第二款关于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准国家工作人员”。
3、被告人蔡某从事公务是受“委派”而非受“委托”。
首先，委派是有权派遣单位任命某人到另一单位担任一定的职务，获得一定的授权或者在职权范围内独立从事公务，而委托则是有权委托单位将一定的财产交由某人经营管理，被委托人需要以委托者的名义在委托的权限范围内进行活动。其次，以所从事的公务发生的单位来看，委派行为人只能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管理的对象是非国有财产。而委托行为人主要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从事管理、经营这些国有单位的国有财产。再次，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委派是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指导、管理、监督等公务，而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委托则是国有单位委托他人管理、经营国有财产。前者的内容较后者广泛。两类人员尽管可以构成贪污罪，但侵害的对象是不同的，委派贪污占有的是所在非国有单位的财产(可以是公共财产，也可以是非公共财产)，而后者贪污的只能是国有财产。
本案中，被告人蔡某受上级部门???遂溪县供销合作联社（国有单位）的聘任并委派到岭北供销社任主任，负责全面工作，管理的是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不是国有财产，因而，被告人蔡某的身份应是受“委派”而非受“委托”。
（二）、被告人蔡某非法侵占公款123419元的认定
经审理查明，涉案的11张发票共款172079元的财务支出凭证证明，而且被告人承认其中的5张共款75310元是其自己非法占有，并将其中的44000元用于送礼，剩下的31310元自己占有。另外5张共款92109元事实不清无法认定。还有1张发票公款4660元用于被告人蔡某、会计、出纳的奖金，不能认定为蔡某占有。故法院认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蔡某将123419元占有的指控，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笔者认为刑法“疑罪从无”的核心应是“疑证从无”，根据该原则，法院对被告人非法侵占公款31310元的认证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被告人蔡某受遂溪县供销合作联社（国有单位）的聘任，并受委派管理岭北供销社集体企业公共财产过程中，以先预借后虚开发票冲抵的手段非法侵占乡镇供销社集体财产的行为，实质是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侵占供销社公共财物，其犯罪构成的四要素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因此，被告人蔡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而不是职务侵占罪。笔者认为法院对被告人蔡某的罪行定性是正确的。本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作者单位：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 ）


人民政府不当被告
??对山林权属纠纷案件处理程序的思考
王敬文

摘要：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林改）的不断深入，林农与森林资源的关系日益紧密；随着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及自然环境的变化，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日益提高；林改遗留下来的山林权属纠纷有待处理，再加上林改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疏漏和瑕疵，新的山林权属纠纷又在产生。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着近几年山林权属纠纷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并且，可以推断，只要有山林的存在，就会有山林权属纠纷。所以，对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应当加以重视。然而，现行法律规定的山林权属纠纷处理程序，极易导致纠纷处理的循环，浪费了当事人的精力和财力，浪费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降低了行政效率。应当对现行山林权属纠纷处理程序作出修改，解决纠纷处理循环的问题。本文拟对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程序提出一些建议，仅供参考。
一、山林权属纠纷处理程序的演变过程及现行山林权属纠纷处理程序存在的弊端
（一）1991年7月11日以前的山林权属纠纷处理程序
1991年7月11日以前，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主要适用《森林法》和《民事诉讼法》。《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所以，当事人发生山林权属纠纷应先向人民政府申请确权处理，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原来处理该案的人民政府不是案件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对所争议的山林权归属会作出实体判决。所以，山林权属纠纷案件不会造成循环处理。当时的处理程序是：政府处理——民事诉讼（一审、二审）。
（二）1991年7月11日至1999年10月1日前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程序
1991年7月11日起试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从此，明确人民法院审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作为行政案件来审理，人民政府当被告。但行政复议不是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当时的处理程序是：政府处理——行政诉讼（一审、二审），或政府处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二审）。
（三）1999年10月1日起至今的山林权属纠纷处理程序
1999年10月1日，《行政复议法》颁布实施。该法第六条第（四）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森林山岭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依此规定，行政复议也不是当事人行使救济权的必经程序。但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且由于对该条款的理解，为政府对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行为，是政府有可能侵犯当事人森林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为。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正或施行的同时，废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尽管《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对政府处理的山林权属纠纷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作为行政案件受理。但依该《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此类案件仍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并且，行政复议成为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目前，山林权属纠纷案件的处理程序为：政府处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二审）。
无论行政复议是否成为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都有可能导致山林权属纠纷案件处理的循环。
依现行法律规定，政府对山林权属纠纷案的确权处理，是行政裁决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当事人对人民政府作出的山林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应当先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其复议决定有三种结果：一是维持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二是撤销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并要求人民政府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三是直接变更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即复议机关可以对下一级人民政府的行政裁决在实体上直接作出处理，但复议决定不是终局的，当事人不服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仍可提起行政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只对政府的行政裁决行为作合法性审查，不对案件作实体上的判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山林权属纠纷行政案件的判决结果无外乎二种：⑴维持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⑵撤销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并要求人民政府重新处理。人民法院对山林权属纠纷行政裁决案件的合法性审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⑴确权的行政主体是否适格；⑵行政主体在确权过程中程序是否合法；⑶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⑷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只要上述四项中有一项不符合法律规定，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就会被人民法院撤销，并要求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如果当事人对人民政府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不服，仍然可以继续提起行政复议，进而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山林权属纠纷案件的处理开始循环。如果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又撤销了政府新的处理决定并要求人民政府继续重新作出处理，则第二次循环又开始。在实践中，由于山林权属纠纷的成因错综复杂、涉及的历史时间长，政府在调处过程中所调查到的有关其历史与现状的材料又真假掺杂，政府越来越难以收集到能证明事实的充分的证据材料，其所作出的处理难免存在一些缺陷，从而出现人民法院撤销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并要求政府重新处理——即案件循环处理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实践证明，山林权属纠纷案件的循环处理，带来了如下弊端：
一是林业生产效益长期不能得到发挥。《森林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第10号令）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在林权争议解决以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伐有争议的林木，不得在争议的林地上从事基本建设或者其他生产活动”。《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湖南省政府令第152号）第十三条规定：“凡林木、林地权属有争议的地方，在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进入争议地区砍伐林木和从事生产、基建活动”。如果案件的处理步入了循环的轨道，纠纷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争议山场的权属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当事人均长期不能在争议山场从事造林、采伐、抚育等生产经营活动，林业生产效益长期不能发挥。
二是政府当傀儡。人民法院在对政府山林权属纠纷行政裁决案的合法性审查中，会对案件的事实部分予以认定，但不会对实体上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当人民法院的生效行政判决书中认为人民政府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而对案件事实予了以重新认定，并要求人民政府重新处理时，人民政府只能以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作为定案依据来处理。在山林权属纠纷行政裁决中，有什么样的事实，就会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人民法院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的同时，也就对案件在实体上的处理定了一个基调，哪怕政府重新调查取证，重新认定事实，确信政府所认定的事实是客观真实的，但只要人民政府重新认定的事实与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中认定的事实不一致，如政府不愿看到案件的继续循环，政府也就只能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及所定的基调来对案件进行处理，人民政府成了确权的傀儡。如果人民政府依自己重新认定的事实来对案件进行处理，案件到了人民法院之后，又及可能会被人民法院撤销，案件的处理还会继续循环下去。
三是浪费了当事人的财力和精力，也浪费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如案件进入了循环的轨道，当事人重复往返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之间；人民政府一方面对案件重复裁决，另一方面又重复着被申请人、被告的角色；人民法院也对案件重复着审理。如此一来，当事人的财力精力浪费了，人民政府的行政资源浪费了，人民法院的司法资源亦浪费了。
四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由于案件的循环处理，纠纷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当事人怨声载道，集体上访者有之、群体斗殴者有之，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简化山林权属纠纷处理程序、破解山林权属纠纷循环处理的有效方法
山林权属纠纷本来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产权纠纷的一种。政府在山林权属纠纷处理过程中，担任的是居间裁决者的角色，处理的是民事纠纷。但现行法律对政府处理山林权属纠纷的性质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裁决行为，当事人对政府的处理不服时，他们告的是政府，这样一来，就由民事案件转为了行政案件，当事人的救济途径也就自然而然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了。将政府处理山林权属纠纷的行为定性为行政裁决行为，这就是导致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程序复杂，并且及有可能导致循环处理的根由。
本人认为，政府处理山林权属纠纷的行为性质更接近于行政仲裁，当事人对政府的处理不服走民事诉讼的救济途经更符合山林权属纠纷的本质。其一、山林权属纠纷本来就是民事产权纠纷，只因其纠纷的解决与政府行政管理关系重大，《森林法》才规定将山林权属纠纷由政府先行处理。其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将山林权属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原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已于2000年3月10日废止，取而代之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亦没有规定山林权属纠纷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三，《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正确理解，应是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实施了森林等自然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侵权行为的，其救济途经则实行复议前置。如将当事人不服政府对山林权属纠纷的居间截断，也认为是政府的侵权行为，这实在是有点牵强附会。如照此逻辑推理，则如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也可以认为是人民法院的侵权行为了。其四，《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四）项规定的内容：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森林山岭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与《行政复议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间有矛盾。其五，政府处理山林权属纠纷的行为与行政仲裁与行政仲裁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1）都是依当事人的申请才能启动程序的行为。（2）都是行政机关以第三者的身份作出的居间裁断。（3）处理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4）都是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的过程。（5）都是一种准司法行为。从《森林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以及1991年7月11日以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立法本意，是将政府对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当作行政仲裁来看待的。
山林权属争议与劳动争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有许多相似之处。行政机关对劳动争议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的处理被定性为行政仲裁，当事人对仲裁不服的救济途经是民事诉讼，仲裁机构不当被告，人民法院对这些案件会作出实体上的判决，案件的处理不会步入循环的轨道。如将人民政府对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行为亦定性为行政仲裁行为，则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不服所走的救济途经，与劳动争议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一样，是民事诉讼，人民政府不当被告，案件的处理也不会步入循环的轨道。
将政府对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定性为行政仲裁行为，改变当事人的救济途经，只要参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调解仲裁法》，制定《山林权属纠纷调解仲裁法》，该法制定后，现行山林权属纠纷处理程序上的法律规定与《山林权属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相冲突的地方，适用《立法法》上的规定，法律程序上的障碍即可消除。

2011年12月19日
注：本文作者系资兴市政府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副主任。联系地址：湖南省资兴市林业局院内。邮编：423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