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NO：SC102261）


2007年11月29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适用本实施办法。

　　草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按照《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实施办法》和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其所属的农村经营管理机构、林业管理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并明确承担具体管理职能的机构和岗位。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工作。

　　第四条　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二章　家庭承包

　　第五条　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期为国家规定的法定期限；中途承包的期限为法定期限的剩余期限。承包期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第六条　发包方是指依法所有农村土地或者依法使用国有土地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

　　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指户籍在当地公安机关登记在册的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农村土地。

　　第七条　发包方应当依法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

　　没有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或者承包合同违背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按照本实施办法的规定补签或者重新签订承包合同。

　　承包合同1式4份，承包双方各执1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各执1份。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扣留承包合同。

　　耕地、林地承包合同的示范文本由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制定。

　　第八条　已划定到户的自留地、自留山由农户长期无偿使用。

　　承包到户的责任山，按承包合同约定执行。

　　第九条　承包方不得弃耕抛荒承包耕地。承包方暂时不能耕种的，应当委托他人代耕；代耕1年以上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承包方将承包耕地弃耕抛荒超过1年又不委托他人代耕的，发包方应当组织代耕。代耕期间，土地经营收益归代耕者所有。承包方要求恢复从事该土地经营的，应当提前通知发包方，发包方应当在当季作物收获后交还承包方经营。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的登记、发放、建档等工作。

　　承包合同当事人有权查询、复制与其相关的登记资料，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等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提供便利，不得拒绝或者限制。

　　第十一条　已纳入承包耕地管理的地块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后，原承包关系不变，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收回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其林地承包权，发放林权证，纳入林地管理。

　　第十二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是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变更、涂改。

　　第十三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毁损、遗失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承包方的申请和有关证明材料及时补发。

　　第十四条　承包期内，承包方家庭内部成员分户需要对承包地分割经营的，应当自行协商决定，并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五条　承包方应当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承包地，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取土、挖砂等破坏土地耕种、经营条件；

　　（二）在承包地上非法建房、烧窑、开矿等改变土地农林业用途。

第三章　其他方式的承包

　　第十六条　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发包。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承包权。

　　第十七条　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发包方应当对每宗土地制定具体的承包方案。

　　承包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承包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用途、承包方式、承包主体范围、承包期限、开发治理进度、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承包费支付方式以及其他应当注明的事项。采取公开协商方式承包的，其承包方案还应当包括承包底价。

　　承包方案应当向本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15日。

　　第十八条　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

　　以公开协商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发包方与承包方共同议定，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承包费由发包方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统一管理，其使用方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向全体成员公布。

　　第十九条　承包期满后，发包方应当及时收回承包土地，另行发包。再次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原承包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包权。

第四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

　　第二十条　承包方对依法取得的家庭承包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对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流转的权利。承包地被征收、征用时应当依法办理征收、征用手续，承包方有权依法获得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其法定权益。

　　第二十一条　承包期内，承包方因婚姻、出生、死亡、升学、参军、外出务工、服刑等原因引起家庭成员变动的，不影响承包合同的效力。

　　第二十二条　承包期内，承包方整体性消亡的，发包方应当依法收回其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耕地。

　　第二十三条　在村规民约中，不得约定侵害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内容。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十四条　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

　　承包期内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需要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耕地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一）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的；

　　（二）因土地被国家征收、征用，承包方自愿放弃货币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除外），要求继续承包土地的；

　　（三）兴办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或者实施乡村建设规划占用承包地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下列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

　　（一）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

　　（二）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耕地；

　　（三）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耕地；

　　（四）发包方依法收回的土地。

　　上款所列农村土地应当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开，在调整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之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组织代耕。

　　第二十六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拟订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时，应当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征地补偿费依法应当支付给被征地承包方的部分，应当直接发放给被征地的承包方，并予以公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截留、拖欠。

　　第二十七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确定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的分配方案时，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定期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接受全体成员监督。

第五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第二十八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遵循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不得改变土地的农林业用途。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妨碍或者强迫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十九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主要是农户，也可以是法律和政策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享有优先权。

　　第三十条　流转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制定的耕地、林地流转格式文本，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签订书面合同。

　　第三十一条　承包方可以委托发包方或者中介组织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方与受托方应当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并由委托方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的事项、权限和期限等，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

　　受托方不得超越委托方的授权，不得损害委托方和第三人的权益。

　　第三十二条　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方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

　　第三十三条　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之间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的，互换当事人应当与发包方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

　　依法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方应当提前向发包方提出书面申请，发包方应当在收到申请后及时给予书面答复。

　　第三十四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换证的，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向乡（镇）人民政府提交申请书、流转合同原件及其复印件、相应权属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还应当提交发包方备案或者同意的证明；

　　（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符合条件的，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进行变更登记，并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换发相应权证。国家规定需要公示的，从其规定。不予变更登记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三十五条　家庭承包方之间可以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联合发展农林业合作生产。股份合作解散或者合作经营期满时，以承包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承包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方。

　　第三十六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经原承包方的书面同意后，可以采取转包、出租等方式依法再流转。原流转合同对再流转已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三十七条　未承包到户的农村集体林地使用权及其林木等附着物以公开协议方式流转的，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方可签订流转合同。对资产价值认定不一致需要评估的，由有相应资质的机构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第三十八条　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

　　第三十九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损害相邻土地权利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进行指导、管理、监督、检查，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有关土地承包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资料并如实说明有关情况。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库，及时公布流转供求信息，提供业务指导和服务。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形市场。

第六章　纠纷调处和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发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申请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调解。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纠纷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应当写明调解请求、调解事由和协议结果，分别由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调解机构或者组织的印章。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以及达成调解协议后又反悔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林地承包纠纷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三条　发包方违反本实施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承包期不符合法定期限的；

　　（二）扣留承包合同的；

　　（三）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

　　（四）擅自变更或者涂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记载内容的；

　　（五）未按照本实施办法规定发包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的；

　　（六）未按照本实施办法规定调整承包地、分配农村土地补偿费的；

　　（七）妨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八）其他侵害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

　　第四十四条　承包方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第四十五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登记、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的；

　　（二）利用职权扣留或者擅自更改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的；

　　（三）对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投诉、举报不及时受理的；

　　（四）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流转自主权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侵害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原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参照本实施办法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实施以前农民已开垦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与其签订承包合同，纳入农村土地承包管理。

　　第四十八条　本实施办法实施以前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符合有关规定的，继续有效。

　　第四十九条　本实施办法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重新审视发回重审制度

周永军


在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关于二审的裁判方式上均设置了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制度，作为本着“有错必纠”原则、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监督的一项重要程序保障，不容否认发回重审制度在诉讼程序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以及实践当中理解操作不和谐，使得司法实践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因此有必要对发回重审制度进行一番重新审视。
一、现行发回重审制度的弊端
1、发回重审的标准不明确，范围不确定。对二审发回重审的理由和标准，《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和“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从这些言语的表述来看，内容空洞，语义含混，线条粗犷，不符合法律条文应当明确、缜密的要求，给实践操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对上述法律条文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诉讼法对发回重审的标准规定不外乎两个方面，即事实证据上的理由和程序上的理由。事实证据上的理由基本可称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它再也找不出什么根据，由于实践当中案件千差万别，即使是同类型的案件，个案事实也不尽一致，而且法官的思维方式、认证能力又因人而异，那么案件事实查到什么地步就算“清”，证据举到什么程度就算“足”？现行的诉讼法无法回答这个标准问题。程序上的理由，除了《刑事诉讼法》对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情形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外，《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不但没有作具体规定，而且还赘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模糊条件“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既然是“可能”，那就是凭法官的猜测和理解，一个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是否“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不同的法官肯定会有不同的判断结论。正是由于对发回重审的标准和理由规定不明确，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有的法官借“自由裁量”之机而滥用程序权力，导致发回重审程序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对同类型的案件作出不同的处置，不仅使下级法院无所适从，而且让当事人也莫名其妙，有损于诉讼程序的严肃性。
2、发回重审程序缺乏稳定性。当出现发回重审事实证据上的理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二审法院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当出现发回重审程序上的理由时，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则一律进入发回重审程序，而行政诉讼则同样出现了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改判的情形。这种“或发回重审或改判”的选择性程序规定，使诉讼程序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即在司法实践中当出现了发回重审的情由时，并不必然启动发回重审程序。这样在理论上既可能出现发回重审过度澎涨的状况，因为二审法官可以尽可能地选择发回重审程序；也有可能出现发回重审过度萎缩的状况，因为二审法官可以尽可能地不选择发回重审程序。无论出现哪种状况，发回重审程序的价值都难以得到真正实现。这种选择性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同样会出现上述的法官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甚至滥用权力的情形而产生不良的后果。
3、由发回重审而导致循环审判。根据现行诉讼法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定程序，则有权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法院重新作出的判决仍然是一审判决，当事人仍然可以上诉，这时二审法院如何裁判，法律没有特别的规定，那么二审法院仍然有权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程序法这一非确定性标准而选择发回重审程序，案件又转入一审程序，再上诉，再发回重审……。由于发回重审的次数未受到限制，在理论上就明显形成了“一审→上诉→二审→发回重审→一审→……”这样一个无限循环、永无止境的诉讼怪圈，案件永远在一审与二审程序之间反复运作，案件永远无法结束，诉讼争议永远得不到解决。而且由于认定标准理解不一，这种诉讼怪圈可以套用到每个案件中去，只要当事人一上诉，就有身陷其中的可能。实践当中确实有的案件反反复复经过多次发回重审程序，形成拉据、僵持状态，拖上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得结案。虽然这一现象在法理上无从指责，但正如有学者所说，其带来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因为这对法院来讲不仅影响到司法裁判的既判力，造成有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当事人而言，不但诉讼目的无从实现，还要卷入纠缠不清的诉累中，背上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包袱，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会使真正的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而让清白无罪之人无辜受到冤曲，从而损害司法审判活动的威信，动摇了民众对审判权威的信仰心理。[1]
4、发回重审制度体制上的不完善容易在法院内部产生矛盾冲突。⑴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我国的审判体制决定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职责，对此上级法院应责无旁贷。但由于进入二审程序的许多案件关系复杂、矛盾尖锐，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或受外界干扰较多，一些当事人还采取了纠诉缠讼、威胁恐吓等过激措施，迫于这些案外因素的压力，一些二审法官不愿意也不敢让案件在自己手中作个了断，而是借机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以此推卸责任、转嫁矛盾，将矛盾的“火药桶”踢回一审法院，明哲保身减轻自身压力又不违反法律，何乐而不为？这样发回重审程序成了二审法院的挡箭牌，丧失了其应有的监督价值。这种发回重审的结果，既加剧了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冲突，又引发了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之间的矛盾，由于发回的理由不是基于案件本身、法律本身的，这就降低了二审裁判在一审法院中的威信。另一方面，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的内审通知中大多数已经阐明要收集哪些证据、查清哪些事实、怎么样适用法律甚至是如何裁判等等，这虽然能够指导一审法院的案件审判，但更大的隐患是二审法院鲜明的意见不可避免地要干扰一审法院的审判意志，使得一审法院的独立审判原则大打折扣。⑵一审法院内部的矛盾冲突。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必须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判，经过重新对事实进行分析认定，重新对证据进行辩别认证，重新评议适用法律，新审判组织得出的裁判结论很可能与原审判组织的裁判结论不一致，也就是说新审判组织改判了初审的结论。由于大家都是同一审判级别，原审判组织又处于被新审判组织这种表面上的监督、改判地位，在两者之间很容易造成潜在的矛盾，也影响了一审裁判在当事人心目中的地位。
二、发回重审制度的价值思考
作为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链接二审程序与一审程序的一项特殊制度，发回重审的制度设置应符合其内在价值，笔者认为在重新审视发回重审时要注意研究这方面的价值，对发回重审制度进行准确的价值定位。
1、程序正义价值。众所周知，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诉讼制度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2]在当前的审判方式改革中要着重强调程序正义,来保证法官公正行使权力,并保障实体正义,公正地维护好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在重构发回重审制度时,要建立好发回重审程序的正义价值,增强其生命力。首先立法上对发回重审的标准应确定统一,取得理论与实践上的一致认识,减少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防止司法权的滥用,要体现出程序对每个人都是公正、公平的,防止同样的案件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其次,程序应当保持稳定性和确定性,当出现发回重审的事由时要必然引入发回重审程序,避免选择性程序所带来的不公正性,否则两个相同的案件一个发回重审,一个改判,那么改判的案件争议会很快得到解决,而发回重审的案件要多一个环节才能了结,对两个案件的当事人而言显然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强调发回重审的程序正义价值，甚至是允许牺牲个案的不公正来换取程序制度上的公正，譬如某被告人犯罪一审判决有罪，二审审查发现证据不足，为了追求个案实体的绝对公正，应发回原审法院查清事实，寻找证据，但从保证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程序制度公正出发，二审法院直接改判宣告无罪效果更好。
2、程序效益价值。诉讼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正如肖建国所说，程序效益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要求，它和程序公正、程序自由共同构成了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笔者认为，这一点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同样有价值，因此，在改革三大诉讼法发回重审的程序设置时要突出效益价值，注意诉讼成本，应当以最小的诉讼投入获取最大的诉讼产出。发回重审制度引发的诉讼过程拖沓冗长的弊端显而易见，导致诉讼周期过长，而诉讼周期过长会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造成当事人私人成本的增加，二是造成法律秩序的不稳定，过长的诉讼周期会削弱当事人求诸诉讼的动机，损害法律秩序的威望以及社会对司法程序的信心。[3]这样看来，设立发回重审的初衷未必能实现，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从程序效益和程序成本角度考虑，程序不是越繁杂越好，而应越简洁高效越好，因为繁琐的诉讼程序必然要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所以发回重审的程序应简洁、快捷。
3、程序监督价值。发回重审制度是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实施程序监督的一项基本制度，必须体现出其应有的程序监督价值。首先，发回重审程序要便于二审法院实施监督时进行操作，也就是要具有实用性；其次，依照发回重审程序实施的监督应当准确，不能引发不应有的争议；再次，要牢固树立发回重审程序的监督权威，防止因意见不一致，使一审法院对二审法院的监督产生合理怀疑，失去对二审程序监督的信任。
三、发回重审制度的重构
基于上述对发回重审制度的弊端分析和价值思考，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重新建构：
1、重新界定发回重审的标准和理由。
⑴取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一发回重审的事实证据上的标准和理由。
长期以来，我国的审判活动一直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这一基本的司法原则，要求审判活动尽可能地发现、挖掘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谋求实体上的绝对公正。理智地反思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原则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案件事实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探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现在的证据去再现已经发生过的案件事实或案件发生的过程。[4]但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审判人员判别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完整地再现过去的客观事实则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空想。有学者还认为，“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实际上也与现代的证明责任规则不相符，当案件处于真伪不明时，法院应依证明责任规则作出裁判，而无权对此拒绝审判。[5]诉讼活动不是一个认知过程，而应是一个证明过程，不能像搞科学研究那样探求客观事实的绝对化，而应依照程序公正的原则证明法律事实的合法化，这才是程序的价值所在。因此，从诉讼活动的客观规律出发，笔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的说法不应提倡，可以将这一原则重新表述为“以证据为根据”。
但受“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的影响根深蒂固，我国二审法院在对一审判决进行审查时比较重视案件事实证据方面的审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就成为发回重审的一个重要理由。但这个理由的缺陷十分明显，对这一理由的批判有一段十分精彩的二难推理：如果二审审理中已经查清了案件的事实，并据此判定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那么，不对案件直接改判而发回重审，岂不多此一举？如果二审审理中并未查明案件的正确事实和清楚事实是什么，如何能得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的结论？凭什么把案件发回重审？[6]笔者认为，否定发回重审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个标准至少有四个理由：第一，这个标准带有过分的自由裁量性质，换句话说，也就是很强的不确定性。对案件到了什么程度和地步才是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二审法院和一审法院可能各有其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即使在一审法院内原审判组织和新审判组织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实际上也很难评说哪一种认识和理解孰是孰非，那么最好就由二审法院依终审权力直接进行判定，不宜再发回重审，否则，既不能及时解决纠纷，浪费司法资源，又损害法制的一致性、统一性和相对稳定性。第二，这个标准有悖于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司法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案件事实查到什么地步，不是由法官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举证程度，因而二审法院以这个标准发回重审，未免有将本应由当事人承担的责任转嫁由法院承担之嫌。第三，这个标准也存在二审法院先入为主之嫌。二审如果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事实上是基于存在这个案件事实的推定，先入为主地将案件置于什么场景之中，也就是从事实到证据的逻辑过程，而不是从证据到事实的逻辑过程，这种做法显然不妥，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这种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原则恰好相反。第四，这个标准仍是在鼓励一审法院主动、积极地调查案件事实，越俎代庖地介入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甚至是站在一方当事人的立场调查取证，否则，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会被发回重审。这仍是职权主义法律思想的体现。
⑵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应一律发回重审。如前所述，我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对程序有问题的案件发回重审时强调“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行政诉讼中对程序问题还可以改判，刑事诉讼中虽然对发回重审的程序问题具体化，但仍不够到位，而且也体现了程序问题要达到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可见，我国诉讼法对发回重审的程序性问题采取了低标准的态度。这样，一些一审判决虽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但并不被发回重审，甚至通过终审审判而被合法化，因而这样的程序标准是“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在法典中的典型表现。[7]这样，实体结果的正确性掩盖了对程序正当性的要求，无异于在暗示甚至鼓励法院及其法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不按法定程序办案，且免受任何追究，[8]必然会损害程序法的地位和价值，程序公正难以得到真正实现。所以，程序违法无大小，只要一审判决违反了法定程序，不管是否会影响公正审理、正确判决，都应当通过启动发回重审程序确认其无效。而且程序违法是过程违法，判决却是实体裁决，用实体方法来解决程序问题并非良策，因而程序违法不适宜通过改判方式来解决。
⑶放弃实践中“适用法律错误”、 “判决不当”等任意性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等理由屡屡见诸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这混淆了发回重审和改判的界限，也是权力滥用的表现，将这些非法定事由随意引入到发回重审程序中，只能导致这一程序的秩序更加紊乱、威信更加降低。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判决是否恰当等问题完全负有监督职责，应当通过改判程序来纠正一审判决中的类似问题。
2、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的限制。
因发回重审而引发的无限循环诉讼怪圈，确实危害相当大。但只要承认当事人对重审后的判决享有上诉权，而且发回重审的次数又不加限制，这个诉讼怪圈就仍然会存在，那么从机制上终结循环诉讼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不允许当事人对重审的判决再上诉，二是限制重审次数。前者显然不可取，否认重审后由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两审终审原则，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肯定当事人对重审后的一审判决仍然享有上诉权，所以对发回重审的次数加以限制是终结循环诉讼的惟一办法，事实上这个办法是可取的、便于操作的。笔者认为，对三大诉讼法发回重审的次数在立法上限制为一次即可，因为二审法院审查发现一审判决存在发回重审的事由时，给予一审法院一次重审机会，一审法院就应当注意到问题的存在而加以纠正，但若一审法院未作纠正，则说明一审法院或者不认为存在错误，或者不愿纠正，或者无力纠正，那么给予再多的重审机会也无济于事，反而不能迅速解决争议，导致诉讼成本的成倍增加、诉讼效率低下。
3、正确、妥善地适用发回重审制度。
⑴二审法院应依法行使发回重审权。发回重审是由诉讼法规定的一项诉讼程序，二审法院只能依据法律行使发回权，否则依法律之外的理由行使这项权力，就是不依法审判而滥用权力，不能保证法律程序的严肃性。实践中，发现有的上级法院在诉讼法之外制定了一些内部的条条框框，要求下级法院必须遵守，否则案件一上诉就发回重审，这种非依法监督制约的措施是不妥的。
⑵重审判决应注意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相衔接。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有益措施，如果重审判决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就会违背被告人的上诉愿望，上诉权益得不到保障，只能会让被告人慑于上诉。因此，笔者认为，重审判决应考虑上诉不加刑原则，确要加刑的则应通过再审程序加以解决。这一法律思想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同样应得到尊重，即在重审时避免加重上诉方的责任。
⑶废止再审中的发回重审程序。根据最高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的规定，人民法院提审或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原一、二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该规定在二审的再审程序中启动发回重审，将案件直接转入一审程序，由一审法院来纠正原一审程序的错误和二审程序的错误，这一做法欠妥。况且，案件到了再审程序，已经费了很长时间，再发回重审反复运作，势必会更加拖长审判期间。因此，笔者建议取消再审中的发回重审程序。


参考论著：
[1]周利发：《论发回重审的次数限制原则的建立》，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2]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转引自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3]肖建国：《程序效益论》，载《诉讼法论丛》1998年卷。
[4]张卫平：《民事审判与事实探知的相对性》，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5]参见金友成主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6]蔡晖：《对认定事实存在问题的案件不应发回重审》，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2期。
[7]参阅毕玉谦主编：《民事诉讼判例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8]赵钢：《正确处理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十大关系》，转引自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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