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城市公厕管理办法

（1998年6月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25号发布，根据2004年7月2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06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杭州市机动车辆清洗站管理办法〉等24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第一次修改，根据2011年2月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62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杭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及处理办法〉等32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第二次修改，根据2012年5月18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70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杭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征管暂行规定〉等23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第三次修改）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城市公厕的管理，提高城市公厕卫生水平，美化城市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杭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杭州市市区范围内公厕的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厕，是指供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共同使用的厕所，包括道路、广场和机场、车站、码头、宾馆、商店、饭店、影剧院、公园、体育馆、娱乐场所、展览馆等公共建筑附

设的公厕。
第四条 任何人使用城市公厕，都应当自觉维护公厕的清洁、卫生，爱护公厕的设备、设施。
第五条 杭州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
各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公厕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城市公厕的规划
第六条 城市公厕应当按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建改并重、方便群众、卫生适用、有利排放、便于清运、经济美观”的原则，进行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城市公厕规划是城市环境卫生规划的组成部分。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居住人口密度和流动人口数量以及公共场所等特定地区的需要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明确公厕的建设规模、等级等具体要求，必要时，可以城区为单位编制公厕布点专项规划。
第八条 城市道路两侧的公厕应按建设部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的要求进行建设。
每座新建公厕的建筑面积应当达到六十平方米以上（含六十平方米），男女厕位的比例应当达到二比三。
第九条 下列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公厕:
（一）广场;
（二）机场、码头、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中型商场（店）、宾馆、饭店、娱乐场所，影剧院、体育馆（场）、展览馆;
（三）公园、各类市场、大中型停车场;
（四）住宅小区。
人流量密集、建厕地点难以落实的繁华地段，沿街公共建筑附设的内部厕所应对外开放，供游人使用。
城市公厕的设置，应当符合卫生防疫的有关规定，不得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第十条 城市公厕应当修建在明显易找、便于粪便排放或清运的地点，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公厕规划用地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
建设单位经批准征用、划拨、使用涉及城市道路两侧公厕规划用地的，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城市公厕规划和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修建公厕，并向社会开放使用。
第三章 城市公厕的建设、维修
第十二条 城市公厕的建设、维修、管理责任分工如下:
（一）道路两侧、广场设置的公厕，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
（二）各类市场、大中型停车场的公厕，由其经营管理单位负责;
（三）住宅小区的公厕，由其管理单位负责;
（四）公园内的公厕，由其主管部门或经营管理单位负责;
（五）城市公共绿地范围内的公厕，由其管理单位负责;
（六）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附设的公厕，由产权单位负责。
本条第（二）、（三）、（四）、（五）、（六）项中的公厕的建设、维修、管理，其管理单位或产权单位也可以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代建和维修、管理。
第十三条 城市公厕建设，应当符合杭州市区星级公共卫生间设计标准导则规定的四星级、三星级公厕标准，其中，窗口地段、重要景点等区域的公厕应当符合四星级公厕的标准，住宅小区

配套公厕应当符合三星级以上（含三星级）公厕的标准。
对现有不符合规定标准的公共厕所，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编制改造计划，责成有关单位限期改造。
第十四条 城市公厕应全部实现公厕水冲化、粪便排放无害化。禁止设立土厕、旱厕、简厕等不符合城市公厕设计标准的公厕。
第十五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应当设置公厕的场所未设置公厕或者原有的公厕不符合规定标准的，责任单位应当按照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的要求进

行新建、扩建或改造。
对于损坏严重或者年久失修的公厕，责任单位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责任分工，负责改造或者重建。
第十六条 人流量大、公厕数量不足的地段，可设立流动公厕，并办理有关手续。流动公厕的管理按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城市公厕必须设立明显的、符合《公共信息标志图形符号》规定的标志，便于使用者寻找。
第十八条 供水、供电部门应保障城市公厕的水、电供应。
第十九条 城市公厕应做到造型美观、卫生适用。繁华路段、窗口地段、公园的公厕应提高建造标准，有条件的公厕四周应植树、种花、栽草，以美化环境。
第二十条 城市公厕设计应尽量采用高效、节水型的卫生设备和粪便储存、处理设施。新建的公厕或原有储粪池公厕附近有市政排污管道的，应建造或逐步改造成化粪池公厕。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占、损坏、拆除、迁移、封闭公厕。确因城市建设需要拆除的，建设单位必须事先提出拆迁方案，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先建后拆

”的原则负责重建;确有困难不能先建的，可先采取临时的过渡措施。
第二十二条 在独立设置的公厕周围的建设项目，不得阻塞出粪通道。
第二十三条 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同时配套或附设公厕的，公厕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建设，同时交付使用。建设公厕的投资，应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妨碍经批准按规定设置的公厕的建设。
第二十四条 建设项目凡涉及新建、扩建、改建公厕的，必须有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规划、设计审查、施工监督和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经验收合格的城市公厕，不得擅自改变其使用性质。
第二十五条 城市公厕产权单位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管理好公厕档案。非单一产权的公厕档案，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有关单位代为管理。建设单位应当办理新建公厕

的产权文件，公厕管理责任移交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产权文件应当同步移交。
第四章 城市公厕的保洁、使用
第二十六条 城市公厕的保洁工作，依照本办法规定的责任分工由责任单位负责，或者由责任单位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管理。
有关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承包公厕的保洁工作。
第二十七条 城市公厕的保洁实行专人负责，并逐步做到规范化、标准化。公厕内、外环境应保持整洁、卫生，设备、设施保持整洁、完好。
城市公厕的保洁，按照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二十八条 城市公厕的粪便应定期清运，粪池应清底除渣。粪便满溢时，有关责任单位应及时清除疏通。
第二十九条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公厕的卫生及设备、设施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于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应当督促责任单位及时纠正。
第三十条 公厕使用者必须严格遵守公厕使用管理规定，禁止在公厕墙壁和其他设施上乱涂抹、刻画、张贴;禁止随地吐痰、乱扔杂物;禁止向便器、便池、粪井内倾倒污水、污物;禁止在便池

外便溺;禁止损坏公厕的各项设备、设施。
第三十一条 城市公厕必须按规定时间开放，不得随意停用。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停用的，应当采取其他临时措施。
第三十二条 城市公厕应按国家和省市规定的建设标准和设备条件实行分类管理。公厕分类标准评定工作，由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或个人，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赔偿损失，并可处以罚款。
第三十四条 给予罚款处罚的，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杭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处以罚款:
（1）在公厕内随地吐痰、乱扔杂物的；
（2）在公厕墙壁和其他设施上乱涂抹、刻画、张贴的；
（3）向便器、便池、粪井内倾倒污水、污物的。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1）公厕内、外环境不整洁，保洁水平不符合有关规定的;
（2）公厕内各类卫生设备、设施破损、锈蚀，在规定期限内未改正的;
（3）未按规定时间清运粪便或清底除渣，造成粪便满溢的;
（4）将公厕擅自改为收费公厕的。
（三）公厕未经验收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可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处以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按规定应当设置公厕的场所未设置公厕或设置的公厕不符合规定标准，有关单位在限期内未新建、扩建、改造的;
（2）新建公厕有条件建造化粪池未建造的;
（3）原有储粪池公厕有条件改造为化粪池公厕，在规定期限内未改造的;
（4）擅自拆除、迁移、占用、封闭、损坏公厕的。
第三十五条 单位违反本办法，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可对有关责任人和单位负责人处以单位罚款金额10%的罚款，并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给予

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阻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人员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各县（市）城镇的公厕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刑事诉讼法的大修，在程序的设立和完善、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以及刑事诉讼的具体规范中都更加科学、合理，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的结合，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改革和完善1。但由于刑事诉讼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加上有些问题人们的视角不同素有争议，所以刑事诉讼法的大修不可能完全消除理论与实务上的冲突。有鉴于此，笔者基于基层刑事司法之角度，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实务问题谈点意见，仅供同行们参考。

　　一、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民并案审与分案审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该条表述的内容看得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并案审为原则，以分案审为例外。也即是说，一般情况下应当坚持并案审理和判决。这是因为，合并审理因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而同时引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可以全面地查明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行是否造成了物资损失及损失的程度等。同时，通过一个诉讼程序，合并审理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彼此密切相关的刑事、民事两种案件，司法机关避免刑事、民事分别审理时所必然产生的调查和审理上的重复，从而有利于节省诉讼资源。2还可以使法官从中学习附带民事方面的审理知识，成为审判上的多面手，不致于让刑事法官成为 “单打一法官”。也正是因为此，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作出了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相同规定，并在一百五十四条关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签收前当事反悔的，第一百六十条关于法院认定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皆要求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刑事诉讼中刑事、民事分案审理之例外，只有一个理由，即“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这样的“例外”情况，一般是因为所附带的民事诉讼案件情况比较复杂，短时间内难以作出裁判，或因案件特殊情况和困难，所附带的民事案件一时无法审理的情况，比如附带民事诉讼受害人人数众多、涉及面广、物质损失数额巨大等情况。当遇到这些情况时，并案审理将会推延刑事部分的审判，不利于及时打击犯罪，也不利于遵守法定的时限要求，因而只能先审理刑事案件，后审理所附带的民事部分。3正是基于此，所以《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作了分案审理的规定，并在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对比较特殊的三种情况分别作出了另案审理的规定。一是当法院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的公诉案件，对已起诉的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不宜调解或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二是一审期间未提起民事诉讼，在二审期间提起的，二审法院可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三是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损害情况作出判决。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分开审理属于何种情况或基于何种原因，原则上均应“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里的“同一审判组织”，是指审理该刑事案件时的同一审判组织或者同一合议庭。4只有当“同一审判组织的成员确实不能继续参与审判的，可以更换”5，之所以规定“由同一审判组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笔者理解，一方面是坚持诉讼经济原则，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是统一审判旨在防止刑、民分开审理可能导致的认定不统一而形成刑民判决的互相抵触，以保障司法裁判的严肃性。但目前在一些基层法院，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要求操作，而是刑事审判庭统一收受公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后，交由承办人先行调解，能够调解的即由刑事承办人并案处理，不能调解的交由民事审判法官办理。这显然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要求，违背了应当并案审理的原则，也违背了“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理之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要求，既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还往往在刑、民法官中引起不必要的矛盾，是不可取的。

　　二、关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继续坚持拒绝精神损害赔偿”的反思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继续沿用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人们称此条之为“继续拒绝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这一规定彻底阻却了被害人的诉讼愿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司法期盼，也否定了多年来中国法律人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国理论界普遍主张，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认为这是全面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迫切需要。正是基于此，一些法院将强奸、侮辱、诽谤等刑事案件也纳入了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6为此，笔者谈几点意见，供立法部门在今后再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参考。

　　第一，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责任的应有之义

　　犯罪不是自古就有的永恒存在的现象，而属于一定历史范畴的现象，它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是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社会矛盾的缩影。所以，一切危害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依法律规定应处以刑罚的各种行为即是犯罪。7因此，一国之犯罪现象是一国之社会管理的睛雨表，管理有力、管理到位则犯罪现象较弱，管理不力、管理失控则犯罪现象猖蹶。以此而论，中国社会的犯罪现象与中国社会管理的情况关系重大。比如，中国对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管理不到位，贪污腐化现象必然滋生；对国企、集体企业的管理不到位，贪腐或违法经营等现象必然发生；对民众的道德、思想管理教育不到位，必须出现道德滑坡，社会失序，各种犯罪诸如拐卖人口、强奸、抢劫、盗窃、故意伤害、打架斗殴等不断发生，所以，国家没有做好社会管理而引发犯罪，应当为此付出代价，赔偿因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属当然之义。

　　第二，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失赔偿，与国家经济发展情况能够相适应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经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经济的持续发展强化了国防建议，推进了社会建设，也极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我国已经挤身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并非有些学者所说，之所以新《刑事诉讼法》未采纳理论界主张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建议，主要是出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刑事案件特点的考虑。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才刚起步，而大多数刑事被告人经济状况较差，民事赔偿能力极为有限，法院判决难以执行。8其实，这种担心尽管有一定道理，但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一方面公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已提升了许多，犯罪行为人除自身能力外，尚有众多亲戚朋友资助赔偿而求得从轻处理，而被害人就更惨了。另一方面国家经济能力已非过去，敢于解决城乡居民的社保医保问题，难道连犯罪分子在无力解决赔偿时社会就不管被害人的损失了吗？这决不是共产党为民政策之所在！

　　第三，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法律对刑事被害人应有的精神慰籍

　　一个社会如果不同情弱者，称不上善政之社会；一个社会如果不扶助弱者，称不上爱民之社会。众所周知，一个刑事犯罪的发生，不单造成对被害人的严重伤害，而且对其家庭、亲属及周围邻里的生活都会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刑事被害人受到的伤害，其严重性非一般人所能感受，其精神上的损害非一般人所能理解。比如，一个昂扬向上的高中女生，成绩优异，既定的重点大学目标明确，一个人见人爱学业有为的少女被犯罪分子无情强暴，或轻生寻了短见，或成绩一落千丈，一次犯罪竟可改变她的人生命运；死去的，给家庭造成莫大痛苦；生存的，终生生活在痛苦的回忆里不能自拔。又比如，一个妇女遭到轮奸，导致夫妻离婚，家庭破裂解体，即使能重新组成家庭，但却始终生活在痛苦之中；一家之主的男人被犯罪分子杀害，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维系全家生活的依靠，堂上父母年高多病，妻子弱不禁风，几个孩子皆未成年，犯罪导致这个家庭苦不堪言，生活难以为继。如果不允许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死亡的得不到死亡赔偿金，终身残疾的得不到残疾赔偿金，他们能请求的仅仅限于两类，一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二是因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9这合理吗？难道一条鲜活的生命仅值二三万元吗？一个名人的名誉受到侵犯尚能获得数10万赔偿，这在同一个国家里公平吗？

　　第四，实行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是犯罪分子应负的罪责内容，有利于警示和威慑犯罪

　　物质损害之赔偿与精神损害之赔偿，皆属于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后果，皆属于犯罪之社会危害性的基本构成内容，理所当然皆应由犯罪行为人自食恶果。因此，犯罪分子为其犯罪行为承担各种损害责任，乃是其承担犯罪后果的当然之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的国家法律不让犯罪分子承担此种赔偿责任，那就是重犯罪人的保护，而轻被害人的保护，这无论从法律、民心和社会公理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我们现在有一种倾向，在偏重保护犯罪人利益上大力倾斜，能轻者尽量从轻，能宽者尽量从宽，挖空心思为犯罪人着想，却对遭受犯罪伤害的被害人不闻不问。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政模式下，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否定被害人精神损害的主张，既不符合国家司法走向，也不符合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方针，更有违中华民族同情、扶助弱者的传统道德理念。也与交通肇事犯罪、国家刑?~赔偿认可精神损害不协调，这是值得中国立法深刻反思的。

　　三、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诉讼主体的区分与确定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主体，有学者疏理发现，现今的确有多种法律先后进行过规定。10 96年刑诉法”仅规定为被害人，即被害人有权向刑事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尚未旁及其他，实践中较难掌握。《98年最高法院解释》规定进行了细化，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有被害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此三类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在借鉴98年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重新规定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当说，这种表述是客观、准确的，排除了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在确定附带民事诉讼主体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法律对“近亲属”规定不相一致时的判断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而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对“近亲属”这一用语的含意解释为：“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二者的区别在于“孙子女、外孙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这4类人能否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前者作肯定规定，后者作否定解释，且二者皆属于同一阶梯之法律（国家基本法之二级大法）。最高法院的专家学者认为，“应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为准，理由有二：一是“近亲属”这一用语已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自然应以该条对概念的界定为准；二是事实上实践中也很少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情形”。11笔者赞成这一观点，除上列分析意见外，笔者还认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是一般的在对应条文中所表述，而是在该法第一百零六条对六种用语所作出的含意界定之一，此种界定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按照“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的法律解释规则，“近亲属”已作了明确界定，则当然排除其他主体之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在附带民事诉讼主体区分和认定上，近亲属与法定代理人的适用情形、功能与作用是有所不同的。近亲属是附带民事诉讼的直接当事人，享有原告人的诉讼地位和实体权利；而法定代理人属于全权代理，其代理权不受限制，但却不属于当事人，而是诉讼代理人12，代理之结果则由被代理人承受。笔者的理解是，近亲属适用于被害人死亡的情形，而法定代理人则适用被害人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形，二者应当区别适用且不可兼任。

　　第二，财产保全的依职权适用与检察介入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该条规定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第二层次是当事人或者检察院申请法院保全，第三层次是附带民事诉讼保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中，前两个层次的安排，改变了民事诉讼法一贯坚持的先由当事人申请保全、只有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依职权保全的程序要求，而且法院依职权保全时无须“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为前提。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附带民事保全的特别规定，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在犯罪发生后，皆处于极度悲痛之中，很难按正常民事诉讼申请保全，因而这时法院依职权保全十分必要，所以法律将法院依职权保全规定在第一层次，当事人及检察申请为第二层次，这是符合附带民事诉讼现实情况的。

　　检方介入财产保全系新增内容，为过去所没有，这是新法的一大特色。依笔者理解，如果法院没有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当事人也没有申请法院保全，而实际上又需要实行财产保全，否则将使之后的判决无法执行，使受害人的诉求内容落空，在这种情况下检方介入，申请法院保全，其意义十分重大。但值得研究的是：其一，检方申请保全是以法律监督身份还是一般协作身份而介入，愚以为二者皆有可能，但主要带有附带民事诉讼的监督、提醒成份，否则没必要规定检方介入权之行使。其二，对检方申请保全，法院应当迅速落实保全措施，这里法院应将此种申请视同“检察建议”性质，因而表示重视。其三，检察院申请法院保全不同于一般当事申请保全，无须提供担保，法院应当接受申请并立即采取保全措施。

　　第三，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应当高度重视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本条是新增加的规定。这一规定与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的精神相一致。因此，附带民事诉讼是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对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要求赔偿的诉讼，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13，充分发挥调解的功能，具有特别之意义。一方面，在目前精神损害无法进入诉讼索赔的情况下，调解可以弥补立法缺陷，最大限度实现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诉求愿望。另一方面，调解可以创造被告人向被害人道歉、悔过的机会，求得被害人谅解，积极赔偿其犯罪造成的损失，有望从宽处理。再一方面，调解可以从根本上降低或减弱被害人对被告人的仇恨心理，可以消除被告人与司法机关的对抗心理，使矛盾最优化处理，有力推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