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主体是民事领域中的主体。从现象看，民事主体表现为享有民事权利，是民事权利的载体。从本质看，民事主体表现为具有民事意志，是民事意志的载体。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国家三种形式。其中，关于法人和法人的本质问题，学术界分歧较大。
传统的说法一直认为，关于法人的本质，法学史上曾有三种观点：“否认说”、“拟制说”和“实在说”，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有耶林、萨维尼和祁克。国内学术界一般否定“否认说”和“拟制说”，同意法人实有，但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实在说”的一些具体说法。
然而，细读三家论述，可以发现，它们的分歧所在只是法人人格的有无，其实就是法人的有无。三种观点中没有一种探讨了法人的本质，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种真正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它们的争论不是关于法人本质的争论。
根据形式逻辑，定义应采用“被定义概念＝属＋种差”的公式，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如：“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其中“动物”是属概念，“能制造工具”是“种差”，也就是人的本质属性。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的本质是有区别的。上述“人”的定义所揭示的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能制造工具，不是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即使是对法人的正确的定义，也只能揭示法人的本质属性，不能抽象出法人的本质。换句话说，也只回答了“法人是什么”，即法人应归入哪一类事物（属概念），与这一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种概念）有什么区别；而没有回答“法人的本质是什么”，即法人的本质应归入哪一类事物，与这一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什么区别。
如果把探讨法人的有无作为对法人的认识的第一阶段，那么，探讨法人的定义可称为第二阶段，而探讨法人的本质应该算第三阶段。法学史上耶林、萨维尼、祁克等人的争论属于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所介绍的情况来看，我国学术界对法人的认识，似乎处于第二阶段。
有学者指出：“对法人本质的看法，在民法上涉及到法人的民事权利、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在刑法上涉及到法人的犯罪能力问题；在宪法和行政法上涉及到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独立人格问题，等等。所以，讨论法人的本质在法律上是不无意义的。”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讨论法人的本质似乎还有值得指出的其他意义：1、法人是人格的载体，是主体的一种。探讨法人的本质，有助于弄清人格和主体的本质。前文把对法人的有无和定义的探讨当作对法人本质的探讨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对人格和主体的本质的某种认识程度的反映。2、弄清了法人的本质，可以加深对我国目前所谓的政企分开问题的认识。
在笔者见到的有关论著中，只有《民法新论》一书真正表述了关于法人本质的观点：“社会组织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实际作用，乃是它们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即法人的本质所在。”
如果没有误解，作者的观点是：法人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法人的本质则是社会组织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实际作用。
后一句认为法人的本质是“作用”，似难成立。人们要问：这一“作用”的内因是什么？“作用”的内因不比“作用”本身更“本质”一些吗？
前一句认为法人是“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可与同书第204页的观点相印证：“法人是一种社会组织。法人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地位。”显然，这里的“法律上的地位”，应该指前文的“法律上的主体资格”。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法人究竟是什么？是组织，还是地位或者说资格？
认为法人是一种资格，这一观点颇有影响。“‘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人制度论》（江平主编，赵旭东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一页开门见山：“法人的本质特征有二：一是它的团体性，二是它的独立人格性。……这两个特征汇合在一起，就可以用最精炼、最概括的语言给法人下一定义：法人者，团体人格也。”
作者承认人格是法人的本质特征，但又认为法人是一种人格，这就自相矛盾了，因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事物本身是两回事，事物不能被定义为事物的某一本质特征。
法律上的人格只是法律上的人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本质特征，不是法律上的人本身。法律上的人是人格的载体。我们只能说某人有人格，不能说某人是人格。同样，我们也只能说某公司有人格，不能说某公司是人格。
法人是法律上的拟制主体，是相对于真实主体，即自然人??有生命的法律主体而言的。法律主体的存在根据是法律上的人格。人格的本质是意志的存在资格。法律人格的存在根据是法律允许存在的意志。自然人的意志是真实的意志。拟制主体的意志是拟制的意志。对于社会来说，允许生命人的某意志存在，就意味着承认该生命人是人，必须确认其主体资格即人格；允许某拟制意志存在，就意味着承认该拟制意志的载体是法律主体，必须确认其法人资格。主体是客体的支配者，即可在客体上实现自己的意志者。因此，主体的本质是自由者。哲学主体的本质是实践意义上的自由者。法律主体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者。生命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作为法学主体的生命人即自然人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的自由者。拟制主体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拟制的自由者。拟制主体包括国家和法人。国家是拟制的公法主体。法人是拟制的私法主体。国家作为主体，其本质是法律意义上拟制的公自由者。法人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拟制的私自由者。
在法学史上，法人“实在说”的主要代表，德国著名法学家祁克认为，法律主体是与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但祁克没有阐明两者如何联系在一起，结果招致了学者的批判。《民法新论》认为：祁克“这一学说的前提是把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联系在一起，然而，意思能力只是行为能力的基础而不是权利能力的基础，因此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没有必然的关系。奴隶社会的奴隶有意思能力，但不能成为法律主体，而在当代民法上，无意思能力的人（无行为能力人）却享有权利能力，具有主体资格。”
《民法新论》所言都是事实，但只是表面现象。意思能力就是意识，是人的标志。意识必然产生意志。从法理上说，承认某事物有意思能力，就意味着承认该事物是人，必须享有人的资格即主体资格。奴隶有意思能力，但没有主体资格，这是由于奴隶的意思能力不为社会所承认。就不享有主体资格而言，奴隶和牛马处于同等地位。但在古代罗马，奴隶可参加主人的宗教活动，可以被解放为自由人，可以被主人立为继承人继承其人格，死后其尸体和坟墓受到保护。原因就在于奴隶是人，实际上有意思能力。这些待遇虽然不是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但毕竟使奴隶和牛马的地位有所区别。历史废除了奴隶制度，赋予奴隶以主体资格，没有赋予牛马以主体资格。原因就在于奴隶的意思能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而牛马没有意思能力。因此，奴隶没有主体资格的事实，其实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了主体资格和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在法理上，欠缺行为能力人以监护人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没有监护人的意志，欠缺行为能力人的主体资格不是现实的主体资格。因此，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享有主体资格的事实，同样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了主体资格和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祁克还提出：共同意思的结合便成为团体的意思。团体具有独立的意思，对外表现为主体，具有“单一性”；对内为多数人的结合，权利义务仍归各成员，具有“多样性”。
祁克这些论述，可以说已经走到了揭示“法人本质”的门槛，但终究没有跨过去。是否诞生一个法人，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共同意志或团体意志，也不在于是否有独立意志??意志总是独立的??关键在于团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是否转化为单一意志。如果团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没有转化为单一意志，那么，团体各成员的意志各以成员各自的人身为载体。这一团体是主体的集合，本身不是主体。如果转化为单一意志，那么，这一意志就享有法律上的存在资格，成为法律上的拟制意志，其载体就成为法律上的拟制主体的人身。不区分团体的共同意志和单一意志，实际上没有涉及法人的本质。
所以，从法理上说，有限公司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是法人；合伙、无限公司不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不是法人；两合公司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组成，不同责任股东的共同意志没有转化为单一意志，不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不是法人。
顺便指出，论述人格、法人的文章、著作，经常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人格独立”、“独立法人”等提法。其实，意志本来就是独立的，不独立不成其为意志。法人的核心是拟制意志。因此，“独立意志”、“独立法人”用语重复。所谓有“独立意志”，应表述为有意志或有自己的意志；所谓是“独立法人”，应表述为是法人。人格是一种资格。资格只有有和无，完全和不完全的区别，没有独立和不独立的区别。“独立人格”、“人格独立”的提法也有语病。所谓有“独立人格”，应表述为有人格；所谓“人格独立”，可表述为有人格，或“身份独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法人的意志是拟制的，这一意志的载体也是拟制的。《民法新论》认为：“‘拟制说’深受罗马法所贯彻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奉行‘权利和义务之主体，仅以自然人为限’，认为只有自然人才是权利主体，而法人不过是法律的拟制，这种规定不仅不适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自然人享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同样是法律赋予的，为什么法律赋予自然人的主体地位不能称为‘拟制’，而法律赋予法人的主体地位就要称为‘拟制’呢？”这里的推理过程有些勉强。所谓“拟制”，就是仿制。很明显，视自然人为人，从而确认其人的资格，是承认事实，尊重事实，不存在什么“拟制”问题；而将共同意志视为单一意志，将其载体视为人身，那就只能是“拟制”了。两者不可并论。
现在可以讨论所谓的“政企分开”问题了。“政企分开”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国有企业不受政府管理，还是国有企业不受国家管理？既然法人的核心是拟制意志，如果法律确认国有企业享有法人资格，其核心就只能是企业法人代表的意志，而企业的法人代表又由国家任命，应该是国家意志的代表，企业形式上是企业法人代表的意志的载体，实质上则应该是国家意志的载体。如果“政企分开”指国有企业不受政府管理，那就意味着企业法人的意志与政府意志资格平等，类似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否则，如果企业法人代表是政府的聘员或下属，或者，虽非聘员或下属，但必须由政府任免，那么，企业法人意志与政府意志必然是从属关系，所谓“政企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政企分开”指国有企业不受国家管理，那就十分荒谬了。因此，即使国有企业意志与政府意志资格平等，国有企业仍只能由国家管理，换句话说，国家不通过政府，也会通过其他途径管理国有企业。如果国家通过政府没有管理好国有企业，至少现在还没有根据认为，国家通过其他途径就能管理好国有企业。由于国家既是全社会经济活动管理者，又是民事活动中国有企业一方投资者，具有双重身份，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从政府外寻找一条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途径，而在于国家能否处理好两种身份的关系。

　　随着一些中小型国有企业退出市场主体，民营主体、混合型主体的企业呈市场主体的主导地位。同时，民营企业在经营中要求退出市场主体地位的也将增多。近三年以来，我院受理了五起民营企业破产案件、申请企业解散的有二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民营企业破产案件将越来越多。根据我院受理的民营企业破产案件来看，在审理这类案件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以便更好地审理此类案件。

　　一、民营企业申请破产立案审查方面的问题

　 （一） 观念问题：认为民营企业破产就是逃债，要求法院要慎重受理民营企业破产案件。

　　虽然在学说界、司法实务界对受理民营企业的破产不持任何争议，但是，社会上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及政界，他们对民营企业的破产还心存顾虑，认为这些企业破产就是在逃国有银行的债务。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是民营企业获取贷款的主要渠道，民营企业破产最大的债权人一般是金融部门，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导致民营企业破产时，国有商业银行只要是债权人的一般都予以反对。金融部门的反对，也就影响到政府部门，因为政府的发展离不开金融部门的支持。因此，要在全社会树立各类经济主体都能平等竞争，能平等地退出，这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观念。要做到这一点，第一，继续加大宣传的力度，使全社会都理解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不仅在企业的设立、发展中给予同一政策，在企业退出机制也应给予同等的政策，同等的退出机制，也是平等保护各类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有效手段。第二，法院依法审查各类市场经济主体破产申请，不能搞区别政策。一是平等审查，即不论什么性质的企业，凡提出破产申请的法院均依照破产法第二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该条规定的均应立案受理，不符合该条规定均不予立案；二是平等要求企业提供相关材料，凡是申请破产的企业都要按照破产法第八条的规定，要求其提供各类材料，不能对民营企业要求严，对国有企业要求松。第三，法院独立进行审查。对企业是否符合破产条件法院要依法独立进行审查。但是，破产案件牵涉面广、涉及职工安置等多方面问题，单靠法院是难以解决的，因此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还要多同政府有关部门沟通。

　 （二）帐务问题：认为民营企业的帐目不一定真实

　　现在一个企业有几套报表已是不争的事实，即向银行呈送一份报表，这份报表反映其业绩优良、这样可以达到多贷款的目的；向税务部门呈送一份报表，这份报表反映的业绩可能就不怎么好、这样可以达到少交税的目的；企业自己保留的一份报表，这份报表反映其经营的真实情况、供企业经营决策时参考。有的企业可能还有更多的报表。但是，不论企业有多少报表，企业在经营中所发生的业务往来的原始票据只有一份，其原始凭证应是唯一的。在审理民营企业破产案件时，对于债权人提出破产企业可能做假账时，对此法院要重视。第一，法院在立案受理企业申请破产时要及时指定破产管理人，同时要求债务人管理好企业的账簿、必要时在管理人还没有确定时，法院应查封企业的账簿；第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在委托审计时，审计两个事项：一是，企业帐务的真实情况。这主要是审查帐务材料的真实性即原始凭证是否涉嫌造假等、帐务的连续性即企业自设立以来其帐务是否完整是否有断档等情况、帐务的一致性即企业帐、据、银行资金往来等，然后结合会计原理分析，帐务是否存在不真实或虚假的情况；二是，企业的损业情况。如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企业的帐务不真实或帐务不完整不能对帐务进行审计，法院对此应以企业不能提供会计资料，不能确定企业是否符合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条件，应裁定驳回申请；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认为企业帐务齐全能够作出审计结论，应予采纳。第三，将审计结论告知债权人。对于债权人认为根据现有帐据不能对审计结论推翻的，但认为原始凭证可能是假的，对此告知债权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如公安机关立案，法院中止破产案件的审理。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法院继续审理。本院受理的一起破产案件，债权人国有商业银行认为破产企业的帐务有假，经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认为通过该企业的帐据分析，该企业帐据应是真实，遂出具了审计报告。但是，债权人仍认为，反映该企业帐务的原始凭证可能是虚假的，于是要求其向公安机关报案，他们不报案，我院继续审理此案。第四，要求企业对出现的几套报表进行解释。对民营企业的帐务问题，笔者觉得要持这样的态度，一，不能怀疑，要相信企业所提供的资料是真实、完整的；二，要慎重对待，不管有无债权人提出，法院都要求管理人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三、要听取债权人的意见。民营企业财务除了涉及假帐问题外，还可能涉及这几个问题，1、股东私分或变相私分企业资产；2、股东抽逃入股资金；3、企业资产体外运行或叫做企业帐外帐等。这些都需要在审计时予以查明，如发现以上问题要按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去执行，该追回的应依法追回。

　　（三）无财产企业申请破产问题

　　一些流通性公司、服务性公司，企业成立时办公场地是租的，注册资本也不多，这类企业如经营不善，或遇到意外事故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提出破产申请时，已没有财产，甚至破产诉讼费用也没有钱支付，需要股东从自己的收入中来支出。对这类企业申请破产法院应否受理？如不受理其破产申请，其无法合法退出市场，债务人长期陷入债务里不能自拨；债权人因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权利也得不到保护；如果债权人将案件诉讼到法院，法院判决后，当事人申请执行，法院也无法将此案执行结案，对法院也有影响。对此，我们认为，无财产的企业申请破产，法院应予立案受理。其理由：一、从破产法的规定来看，申请破产的条件就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企业无财产，且债权人又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或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对该企业进行执行，因此无财产的企业申请破产符合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受理条件；二、企业破产申请时能按照法院的要求提供破产法第八条第二款所规定提交的材料，如企业不能根据法院的要求提交相关的材料，应不予受理其破产申请，这就是说，无财产的企业只要其帐务齐全，能提交企业的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职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法院应予受理。三、法院受理后，管理人经审查，发现其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根据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向法院提请终结破产程序。无财产的企业通过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企业就能合法地退出市场主体地位，其未清偿的债务就不再清偿。但是，无财产企业申请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因企业无财产，破产费用应由谁来承担，如诉讼费、管理人的报酬等，现在一些无财产企业在申请破产时，公司的股东表示愿意承担这项费用，但是，没有法律依据。二是，债权人对立情绪大，无财产企业所面临的债权往往是因意外事故所发生的，如因企业出现交通肇事致受害人损伤，车辆投保的保额较小，而损害的程度又很大，或因工伤事故致职工受伤企业又没有为职工交纳工伤保险费，如企业破产，债权人的债权就得不到清偿，债权人可能以上访或其他形式反对法院受理该企业的破产申请。　　

　　二、 破产财产分配方面的问题

　 （一）民营企业职工借款能否适用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问题

　　民营企业在职工中借款用于企业发展，这也是民营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民营企业破产对于企业向职工的借款是否视同集资比照劳动债权，按照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去适用，这也是破产企业、职工与担保债权人的最大分歧。破产企业以及职工认为，企业向职工借款，实质是集资，既然是集资，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3号），第五十八条规定，债务人所欠企业职工集资款，参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就是说职工集资款与劳动债权是等同的。既然2002年最高法院已将职工集资等同于劳动债权，那么破产法实施后，对于集资款也应按照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所规定的劳动债权一样，首先集资款要按照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与其他劳动债权一并按第一顺序予以清偿，集资款清偿不足部分，以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特定财产优先于对该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受偿。但是，担保债权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即使是集资也只是参照劳动债权的顺序清偿，不是等同劳动债权，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所规定的情况不包括集资，因此集资不能按照劳动债权适用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我们认为，第一，企业向职工借款，与最高法院所规定的集资应是不同的概念，集资是本单位的职工在企业困难的情况下均等地向企业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而企业向职工借款，可以是全体职工，也可以是部分职工，且所借款的数额不同，因此，企业向职工的借款不能称作集资；第二，即使企业向职工的借款也视为集资，也不能适用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因为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所适用的劳动债权有明确的规定，并没有提到集资可以适用该条的规定。因此，不能作扩大解释将集资适用该条规定。

　 除了向职工借款外，企业向社会借款的情况仍大量存在。对此，姑且不论其是否合法，通常做法，对此类借款视为一般债权处理。无论是企业向职工借款还是向社会借款，均作一般债权处理，如涉及人数多了，还有一个社会稳定的问题，需要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予以考虑。

　　（二）劳动债权中职工工资等方面确定问题

　　1、职工身份的难以界定。对于是否为企业职工，一般依照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来确定职工身份，但是，现在民营企业用工不规范，有不少企业没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存在着大量的事实劳动关系。还有一些企业经常使用季节工、计时工，这些人与企业的劳动身份更不好确定，因此企业破产时难以确定他们的社会保险金及经济补偿金数额。

　　2、管理者的工资标准难以确定。企业管理者在企业破产前确定了较高的工资待遇，但企业停产后，他们是否还享有这个待遇，因此，难以确定他们的欠发工资及经济补偿金。

　　3、企业股东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仍在企业领取较高的工资，在企业破产时如何处理？民营企业中，由于股东有权决定不参与经营管理的股东也能在公司领取较高的工资，并购买社会保险，这是否合法合理？在破产清算中发现尚欠他们的工资该不该发，其经济补偿金该不该给？

　　4、企业聘用的已退休人员，破产时是否为其购买社会保险，是否支付给他们经济补偿金。

　　对以上四个方面，笔者认为按以下意见处理，一，对于职工身份的确定，主要依据劳动合同来确定，对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依据工资表记载的为准；二、对管理人员的工资标准尊重企业的决定按实际发放标准执行，但破产时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按有关规定适当降低；三、股东未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已发的工资不再追回，欠发的工资不再补发、欠交的社会保险金不再为其交纳、经济补偿金不予给付；四、聘用的退休人员其欠发的工资予以支付，社会保险金及经济补偿金不再给付。

　　以上仅是在审理民营企业破产时所发现的一些问题，敬请专家及资深法官予以赐教。

　　加强对民营企业退出市场主体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规范地审理好民营企业破产案件，是法院在新形势下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的一个新课题，对此，需努力实践、不断探索。

　　（作者单位：安徽省含山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