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Abstract: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are on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with characteristics as combination of official-business men and/or official-underground forces, cruelty, detailed plan, extreme bad-influence on images of CCP and China governments. They appear not accidentally, instead, with certain social grounds and systematic elements including causes such as wrong ideas of power/violence, lack of human right consciousness, extreme egotism, out of control of power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practical running, spreading of official corruption, low inner quality of officials, defects in officials’ promotion system, infiltration of underground violence forces into governmental powers, etc. Long-term mechanisms, e.g., supervision over power,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officials, fairness in political competition, strict punishment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shall be established and perfected so as to reform political system, purify political ecology and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spreading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Key Words: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causes; prevention; supervision over power; political reform

犯罪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作为社会一员，官员也不可能完全幸免，有关我国官员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犯罪的报道，似乎早已失去新闻价值。不过，近几年来屡屡在我国出现的另类官员犯罪——官员暴力犯罪，却在令人惊心触目之余，更加引人深思。本文试图以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一些典型的官员暴力犯罪案件为例，就官员暴力犯罪的类型、特点、成因以及防范对策进行初步探讨。

一、官员暴力犯罪的概念、类型与特点
（一）官员暴力犯罪的概念
所谓“官员暴力犯罪”，就是具有官员身份的人采用暴力手段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从犯罪构成上来看，官员暴力犯罪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其一，犯罪主体为官员，既包括经过任命、从事公务的各类政府机构（含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机构）工作人员，也包括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人民团体等机构内实际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其范围大致与我国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当；其二，客观方面为采用爆炸、纵火、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手段实施犯罪行为。
（二）官员暴力犯罪的类型
根据近年来出现的部分案例，有媒体将官员暴力犯罪分为“为官位雇凶杀同事”、“为前途残忍灭情妇”、“为泄愤杀害举报人”、“为‘进步’重金除对手”几类[1]，不乏启迪意义，但其中“为官位”、“为前途”、“为‘进步’”等等，似存有划分标准上的交叉，为分类逻辑之所忌。笔者根据犯罪所追求的结果，将官员暴力犯罪粗分为打击报复、杀人灭口、消除对手、倚权霸占等几种类型。
（1）打击报复。主要为打击报复检举、揭发其不法行为的举报人，但也有报复查处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办案人员者。典型的案件如原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雇凶杀人案[2]、原山东省水产局局长张程震雇凶杀人案、原河南省兰考县农机局局长丰学良等5人雇凶纵火案[3]等等。
除了报复举保人以外，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办案人员往往也会成为官员暴力犯罪的对象。如原海口市国税局稽查分局局长蒙文腾雇用杀手杀害办案检察官黄崇华案[4]。
（2）杀人灭口。一般为杀害纠缠不休，且对自己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知情、并扬言要举报的情妇，如原芜湖市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凶杀害情妇案[5]、原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雇凶杀害情妇案[6]、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分局原局长梁冠中杀害“二奶”案[7]、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原侦查科科长王俊平雇凶杀害“二奶”案[8]。不过也有为了灭口而杀合法妻子的,如原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为原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9]。
（3）消除对手。为了打击自己升迁道路上潜在的竞争对手，或者报复已经获胜的竞争者，不少官员即对其杀害，或者以极其的残忍手段进行伤害。诸如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徐建设雇凶杀害市规划局局长案（以及伤害“副局长人选”案）、山西省洪洞县城建局原局长薛文勋雇凶爆炸案、[10]江苏省大丰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陆燕行雇凶砍杀副局长案、[11]原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雇凶伤害县委书记及副书记案（发生于1994年，也是较早见诸报道的我国官员暴力犯罪案件）等案例就是如此。
（4）倚权霸占。因掌握某种权力，受到社会上常见的“权色交易”思维惯性的驱使，不管处于弱势、有求于己的当事人或其家属是否真正愿意，强行对其实施奸污占有。阜阳中院原刑一庭庭长巫继成、[12]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法官肖某强奸“小姐”案[13]等案例展示的就是此类丑剧。

（三）官员暴力犯罪的特点
从现有案例来看，我国官员暴力犯罪正表现出以下特点：（1）从基层官员到地市、省部级官员广泛卷入，犯罪官员级别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县处级官员暴力犯罪似乎已经不是什么重大新闻，厅局级（杨锦生、李长和、周其东、尚玉和等）、甚至省部级（吕德彬、段义和）官员不断加入暴力犯罪行列，使得官员暴力犯罪呈现高级别之征兆；（2）官商或官黑结合的作案模式；（3）作案手段残忍，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恐怖性。官员暴力犯罪往往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甚至在省会城市“济南市建设路的一汽车站旁”[14]这样的闹市区实施爆炸，犯罪恐怖性明显；（4）具有贪污受贿或生活腐化等权力腐败的背景或起因；（5）政法委、公检法等从事政法工作官员的暴力犯罪并不少见，揭示我国部分政法官员法律官位与其法律知识、法律意识上的严重背离；（6）周密的计划性。

二、官员暴力犯罪的成因分析
官员暴力犯罪的产生具有文化背景、社会基础与一定的体制因素。具体来说，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专制文化造就的官员唯我独尊的自大狂心态
数千来的专制文化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成功而彻底死亡，相反，有权就有一切、天下惟我独尊的专制文化传统不断腐蚀着官员本来尚算健康的肌体，造就官员特别是领导层官员一切为了自己、一切必须服从自己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自大狂心态，在种种美妙的借口（或幻觉，因为专制文化对于接受者而言尚有强烈的自我麻醉功能）的左右下，不少官员对权力、暴力盲目崇拜，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权力也可以掩盖一切。这样，为了一己私利，甚至于是可以在官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及将来可能会有所发展的所谓“政治生命”，不惜选择犯罪与敢于实施犯罪。
（二）漠视他人生命及其他权利的人权意识缺失
漠视人权、视民众生命如草荠也是导致官员暴力犯罪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官员心目中，“人权”不过是抽象而空洞的口号，甚至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即便宪法已有保护人权的明确规定，那也不过一种摆设而已，对自己没什么约束力，丝毫不影响自己根据自身需要肆意践踏民众的基本人权，包括非法剥夺其生命。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这种人权意识的缺失，同样导致官员为了一己私利，毫不犹豫地选择暴力犯罪。
（三）权力监督机制运行上的失控与腐败现象蔓延
我国宪法明文赋予公民批评、建议权，控告、申诉及检举权，但实际运行当中，压制、打击公民批评、建议权，控告、申诉及检举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司法诉权行使范围有限，诉权行使渠道严重不畅，甚至应该获得法定司法救济的种种权利都极有可能在司法腐败与“司法不作为”当中被彻底活埋[15]。权力监督及权利保障机制上的失控，难以对可能发生的种种腐败现象进行动态、及时的抑制，公民（包括曾经和他们恩爱有加的情人与妻子）对腐败官员违法乱纪的行为所进行的控告、申诉及检举就更不能为其所容忍。面对正在发生的举报或威胁，迫使腐败官员在肯定丢掉前程（及生命）与杀人灭口而可能丢掉性命之间进行权衡，杀人不会被发现、发现后也可以通过权力运作“摆平”的侥幸心理，驱使其铤而走险，走上暴力犯罪的不归之路。
（四）官员自身素质的低下
官员自身素质是一个全方位、多指标的综合体，特别是法治理念、民主作风、责任意识、科学精神、宽容态度、公平竞争习惯等等法治素质、人文素质为我国许多官员所缺失，而不能仅仅限于学历、资历或“政绩”指标。有人坦言官员科学素质还不如青少年学生[16]，在法治素质与人文素质方面就更加令人堪忧。大火发生时“让领导先走”的惨局早已烧出了官员素质极其低下的水准；形形色色的假文凭以及游离于国民教育体制之外获得的张张文凭，又让众多官员表面上已经提高了的学历水准要大打折扣。何况博导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李长河、周其东等政法官员的暴力犯罪案表明，法治与人文精神缺失下的高学历，以及缺乏法律信仰的法律知识，都会导致官员素质上的“短板效应”（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箍成木桶全部木板当中最短的一块），使得貌似有学历或有法律知识的官员素质依然低下，无法从自身角度制约暴力犯罪的产生。
（五）干部升迁体制的缺陷
“密切联系领导”似乎成了干部升迁的潜规则，干部升迁的民主考核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用人失察承担责任机制往往被架空，通过跑官、买官等获得上级领导信任的手段得到升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干部升迁的捷径；用人失察责任制的缺失又让上级领导不必对其任用、考察的官员行为负责，正常的上下级关系逐渐异化为一系列的派系关系，甚至是赤裸裸的主奴关系。为了上级、“主子”们的事情，下级“奴才”们无一不可奉献——从金钱、女人到犯罪而可能被砍头的风险，只要能解了“主子”的心头大患，人间的一切都可以践踏。原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介入并直接负责“上级兼恩师”吕德彬雇凶杀妻案的情况就是如此。
（六）黑恶对权力系统的渗透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为了获得更大的势力范围与活动空间，也为了寻求权力这一最为牢靠的保护伞，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或通过直接染指权力系统、把持基层政权；[17]或通过在高层政权当中寻找代理人等手段，千方百计对权力系统进行渗透，导致黑恶暴力文化在官员当中传播，同时也成为官员暴力犯罪依赖的有生力量。如此形成官员崇尚非法暴力、依赖非法暴力、通过非法暴力解决相关问题的习惯，导致官员暴力犯罪现象向更大范围与更高权力层次上的进一步蔓延。

三、官员暴力犯罪防范机制的完善
官员暴力犯罪的防范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理念、制度以及具体操作的系统工程。理念层面上，对各级官员进行法治理念、法律信仰、人权观念、民主意识、社会和谐论、科学发展观、争议司法解决说等等代表真正先进文化理念的培育尤为重要；但是，先进的理念还应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与各种机制的完善，如完善权力监督、腐败防范、科学考察及任用官员、政治公平竞争、打击黑恶势力、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等长效机制，并在实际运作当中真正发挥这些机制的作用，方可达到净化政治生态环境，有效遏止官员暴力犯罪现象蔓延的目标。
（一）完善权力监督与腐败防范机制，从源头上堵住引发官员暴力犯罪的动力与腐败案件
为有效监督权力，制止不受监督的权力导致的种种腐败、犯罪行为，应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权力监督与腐败防范机制，从源头上堵住引发官员暴力犯罪的动力与腐败案件：（1）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发挥律师作用发挥权力社会监督的作用；（2）通过提高人大代表的民众性与专职性（如规定一定级别以上的现职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以淡化人大的“官大”色彩；（3）党、政、人大官员有效分工，不得兼任，以实现权力系统内的制约；（4）发挥司法机关公正、独立、有效率审理案件，解决社会争议的功能，避免众多常规司法案件对信访渠道的挤塞；（5）顺畅而不是堵塞信访渠道，对于检举、揭发权力腐败的信访认真、及时查处，无权查处的应及时上报，将腐败行为控制在萌芽阶段；（6）鼓励而不是阻拦举报人的正当上访等监督环节和监督机制，置权力于人民群众的严密监督之下与法律的有效约束当中，使官位更意味着奉献和责任，而不是无本万利及为所欲为，降低腐败发生的机会及升级的可能，从源头上减少因追逐权力、保住官位而引发的种种官员暴力犯罪。
（二）改变“伯乐相马”式的升迁模式，建立官员考察及任用民主化与科学化机制
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官员提拔模式不仅使民主、科学考察官员成为一句空话或一种摆设，而且也难以对考察、任用官员时拉帮结派或失察渎职问题追究责任。为此，应完善官员考察指标体系，建立官员考察及任用民主化、科学化机制；对因考察失察、胡乱提拔任用、导致贪官、坏官混入官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追究其用人失察之责，完善用人失察责任机制，以真正民主、科学地考察、任用官员，提高官员整体素质，降低官员发生腐败及暴力犯罪的可能性。
（三）改善政治生态环境，完善政治竞争公平化机制
从健康的政治生态角度来说，官员之间允许而且应当具有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也应当允许公开竞争相应的职位，但是同时应当相互宽容、遵守竞争的“游戏规则”——法律和纪律。如此多样、共存的从政环境有利于改善紧张、虚伪甚至是压抑、阴暗的从政心理，达到“和而不同”良好政治生态环境，使成功者能够宽容竞争对手；面对暂时可能发生的竞争失败，有关官员也能泰然处之，在下一轮的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不是铤而走险，对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者置之死地而后快，导致政治生态的不断恶化。
（四）黑恶势力防范与打击机制
要打击黑恶势力染指政权以及寻求权力保护伞方式的渗透，首先要做到廉洁公正，使官员丧失寻求支配黑恶势力暴力力量的需求（黑恶势力寻求权力保护与腐败官员寻求黑恶势力的暴力支撑也是一种互动关系），也使官员失去雇佣黑恶暴力力量的经济实力；其次，做到官商分离，进一步弱化官员雇佣黑恶暴力力量的经济实力与机会；再次，对于直接染指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应依法予以坚决打击，防止其势力的蔓延与上扩；同时，切实加强基层政权民主建设，铲除黑恶势力赖以的生存土壤。这样，可以有效切断官员与腐败、官员与奸商、官员与黑恶势力之间的联系链条及互动环节，通过黑恶势力防范与打击机制的完善，防止官员暴力犯罪的发生。
（五）建立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机制，使犯罪官员暴力犯罪成本加大，彻底丧失犯罪后逍遥法外的幻想
建立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机制，并不是说只注重事后从严打击，因为事先防范的有效落实，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条款的认真执行，也许使不少官员的违纪行为早日被查处，不至于演化到暴力犯罪、甚至上断头台的地步。
然而，事先的防范也绝非万能，在防不胜防、官员暴力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应依法从严处罚，该杀的坚决杀，该判的认真判，并依法不予假释及从严控制缓刑（包括死刑缓刑）、减刑以及保外就医的适用，使犯罪官员暴力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概率大为增加，真正加大其犯罪成本，使之彻底丧失犯罪后逍遥法外或摆脱实质性惩罚的幻想。

国家经贸委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文件

国经贸产业[1999]633号


--------------------------------------------------------------------------------

印发《关于加快我国铁合金工业结构调整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计经委）、环境保护局、冶金行业主管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我国铁合金工业结构调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经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同意，提出了《关于加快我国铁合金工业结构调整的意见》。现印发你们，请组织实施。

一九九九年七月七日

　

关于加快我国铁合金工业结构调整的意见

　　“七五”以来，我国铁合金工业发展速度超过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出现了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发了一系列结构性矛盾。造成目前生产能力过大，市场供大于求，无序竞争，价格下跌的局面，加上电价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及进出口秩序混乱，致使铁合金生产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亏损增加，并加剧了环境污染。

　　为促进我国铁合金工业持续健康发展，促使国有重点铁合金企业尽快走出困境，经研究，对加快我国铁合金工业结构调整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快铁合金工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铁合金工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制约着铁合金工业的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能力过大，品种结构不合理

　　1、总体生产能力过大。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一铁合金生产和出口大国，产量约占世界产量的22％，出口100多万吨，年生产能力500多万吨。1997年铁合金产量为403．5万吨，国内需求约280万吨，出口106．3万吨，年末累计社会库存约80万吨；主要品种生产能力超过市场需求量较多，其中硅铁约超30％、锰铁和硅锰约超40％、高炉锰铁约超20％、碳铬约超50％。

　　2、硅系、锰系铁合金和碳铬产量比重偏高。1997年铁合金产量中，硅系铁合金140万吨，占35％；锰系铁合金195万吨，占48％；碳铬35万吨，占9％；特种铁合金33万吨，占8％。

　　（二）工艺技术结构不合理，装备落后，生产效率低、能耗高、环保设施差

　　1、装备落后的小矿热电炉、小高炉比重大。我国现有铁合金矿热电炉1600多台，其中装备落后的3000千伏安以下的小矿热电炉1000多台，生产能力占全国电炉铁合金生产能力的42％、占全国铁合金总生产能力的36％；而装备水平较高的9000～50000千伏安大矿热电炉仅74台，占全国电炉铁合金生产能力的26％、占全国铁合金总生产能力的22％。现有铁合金高炉46座，其中装备落后的100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23座，占全国高炉铁合金生产能力的26％、占全国铁合金总生产能力的3．6％。

　　2、生产效率低。人均铁合金产量仅15～30吨□年，是国际水平的1□20～1□30。

　　3、地方小企业能耗较高。1997年，全国铁合金吨产品综合能耗3．46吨标煤，其中国家重点企业吨产品综合能耗2．56吨标煤，地方小企业吨产品综合能耗4．22吨标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2％，比国家重点企业高65％。

　　4、环保设施差，污染严重。铁合金矿热电炉主要是烟尘污染，而且大多数矿热电炉属敞开、半敞开式，粉尘治理难度大。目前5000千伏安以上矿热电炉烟尘治理比例，国家重点铁合金企业为55％、地方企业为25％；5000千伏安以下的矿热电炉，国家重点铁合金企业只有少部分进行了烟尘治理，地方企业基本上没进行烟尘治理。

　　（三）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小企业多，生产能力分散1997年，全国共有国家重点铁合金企业18家，以大型企业为主，企业规模平均约9万吨□年，主要生产硅锰、高炉锰铁、中低碳锰及工艺较为复杂、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特种铁合金，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9％；地方骨干企业54家，以中型企业为主，企业规模平均约1．5万吨□年，产量占全国的20％；地方小企业1400家以上，企业规模平均1000吨□年左右，主要生产硅铁、硅锰、碳锰等普通铁合金和钼铁、碳铬等工艺较为简单的产品，产量占全国的41％。

　　（四）铁合金市场需求增长乏力预测2003年，国内铁合金需求量约280万吨，与1998年基本持平；世界铁合金需求量约为1600万吨，年增长约0．5％。

　　（五）国际市场竞争激烈面对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和资源的压力，世界铁合金生产、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一是铁合金矿产资源和生产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铁合金生产向矿产地转移，并出现了矿山和冶炼跨地域一体化趋势。挪威、冰岛、拉美、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具有水电或矿产资源优势，有较强竞争力。

　　二是西方钢铁生产大国的铁合金工业正进一步趋向萎缩，仅保留部分锰铁和硅锰生产，但仍有一定的竞争力。

　　三是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低价出口，冲击国际市场。

　　二、结构调整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满足钢铁工业发展的要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质量，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环境，实现铁合金工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国有大中型铁合金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目标的实现；整体提高我国铁合金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铁合金生产技术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二）基本思路通过淘汰落后、停止新建、治理污染和调整品种结构，控制总量，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改变生产能力分散、技术水平落后的不合理结构，使我国铁合金工业沿着技术装备新、产品质量优、劳动生产率高、资源和能源消耗少、环境保护好的方向持续健康发展。

　　（三）目标

　　1、总量：2001年铁合金生产能力由目前的500万吨以上压减到400万吨。实际年产量控制在350万吨左右。

　　2、品种结构：2003年硅系、锰系及特种铁合金产量的比例由目前2：3：1调整为2：2：1。

　　3、工艺装备结构：2001年，9000千伏安以上装备先进的大型矿热电炉生产能力占总能力比例由目前的22％提高到33％，2003年提高到36．4％。

　　4、能耗：2001年，吨产品综合能耗由目前的3．46吨标煤降至3．20吨标煤，2003年降至3．00吨标煤以下。

　　5、环境保护：按照《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要求，2000年，烟（粉）尘和废水必须实现达标排放，厂区环境面貌有所改善。

　　6、企业组织结构：2003年，企业数量压减80％，压减到300家左右。

　　7、减员增效，提高劳动生产率：2003年，人均年产铁合金比现在翻一番，达到50吨□年·人。

　　三、结构调整的内容

　　（一）工艺装备结构

　　1、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限期淘汰一批装备简陋、生产技术落后、污染严重、浪费能源和资源、产品质量差、扰乱市场秩序的小矿热电炉、小高炉。

　　2000年底以前，淘汰1800千伏安及以下的矿热电炉（冶炼硅钙、硅铝、含钡高于10％的硅钡、金属锰、工业硅的矿热电炉除外）、100立方米以下的锰铁高炉、单产5吨□炉以下的钛铁熔炼炉、用反射炉焙烧钼精矿的钼铁生产线及用反射炉还原、煅烧红矾钠、铬酐生产金属铬的生产线。

　　2001年底以前，淘汰3200千伏安及以下的矿热电炉、3000千伏安以下的半封闭式直流还原电炉、3000千伏安以下的精炼电炉（钨铁、钒铁精炼电炉除外）。

　　2、禁止新增生产能力，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从1999年起到2005年，停止新建各类铁合金电炉（炉窑）和高炉；铁合金电炉（炉窑）和高炉的技术改造不允许增加生产能力。2005年以后，根据行业发展和市场情况，有必要新建铁合金电炉和高炉时要经审查批准。

　　3、积极开发应用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装备。积极开发炉外精炼新工艺和合理利用我国贫杂锰矿资源的新技术；改造现行浇注、破碎、筛分工艺；加速企业技术改造，使铁合金电炉向封闭型、大型化、自动化方向发展。

　　应用新技术对9000千伏安以上电炉进行污染治理、节能降耗、提高技术装备水平的项目，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程序优先列入国家重点鼓励支持的技改、环保项目。

　　4、限期治理污染。采用干法或湿法工艺，净化处理铁合金烟尘，消除污染。2000年，所有企业必须实现达标排放。排放标准按《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执行。

　　（二）品种结构

　　1、压减硅系、锰系铁合金产量，控制碳素铬铁产量；

　　2、增加铬系和锰系的低碳、低磷、低硫等精炼产品的产量；

　　3、发展我国富有资源的铁合金品种及各种合金粉剂，重点开发硅铝钡、硅钙钒、硅锰铬、硅钙铝等复合铁合金品种。

　　对开发新品种的项目，在制止重复建设的前提下，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程序优先列入国家重点鼓励支持的技改项目。

　　（三）企业组织结构鼓励有技术、人才、管理优势的国有大企业与有资源、能源优势的小企业，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兼并联合，组建企业集团，实施铁合金行业的战略性调整，改变我国铁合金企业量大面广、分散落后的不合理状况。

　　四、组织实施

　　（一）铁合金工业结构调整工作由国家经贸委负责协调，国家冶金工业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并积极配合，各地经贸委会同行业主管及环保、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具体组织实施，中国铁合金工业协会配合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监督、检查。

　　（二）各地经贸委会同冶金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工作。有关地区和企业要制定规划，限期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装备，一律不得新上、转移落后的工艺和装备。

　　2005年以前，涉及铁合金电炉和铁合金高炉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不予审批；各银行、金融机构不予贷款；土地、城市规划、环保、消防、海关等有关部门不办理有关手续。

　　对拒不执行淘汰项目的企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注销或吊销营业执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加大质量监督的力度、各商业银行要停止贷款。

　　（三）环保部门商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限期治理污染工作。环保部门要将严重污染大气的铁合金生产企业列入重点监督管理对象，经限期治理烟（粉）尘排放仍没有达标的企业和设备，要依法责令立即停产，经治理并验收合格后方能恢复生产。

　　（四）中国铁合金工业协会在技术上予以支持指导，并检查、监督企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限期治理污染工作，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信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