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转发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重新修订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市政府各委、办、局、总公司（集团公司）、计划单列单位、各区、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现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重新修订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转发给你们，望按照文件要求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什么具体问题请及时与我局联系。

附件：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印发重新修订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处），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行业总公司、各直属事业机构：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与《公司法》和新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相衔接，根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制定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的实际情况，我们对1992年10
月印发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现将修改后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和《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原《实施细则》和境外产权登记表同时废止。
在执行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告诉我们。

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制发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凡占有、使用国有资产，并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港澳地区）登记、注册的境外企业（公司）和非经营性机构（以下统称境外机构）都必须按照《暂行办法》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以下简称“境外产权登记”）。
第三条 境外企业是指由我国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及非法人的经济组织。
境外非经营性机构，是指驻外使、领馆、记者站、以及不产生经济收入的代表处、办事处等。
第四条 境外产权登记按照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境外机构的财务隶属关系组织实施。
第五条 产权登记分为开办产权登记、变动产权登记、注销产权登记和年检产权登记。《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分为开办登记表、变动登记表、注销登记表、年检登记表。新批准的境外投资项目出境前应办理立案产权登记，填写立案产权登记表。
第六条 境外机构申办产权登记，必须如实填报相应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
第七条 立案产权登记为备案登记，适用于新批准的境外投资项目。经国务院和各地方人民政府及国务院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审批单位，批准在境外设立的机构和项目投资，在政府授权部门审核颁发批准证书及相应的批准文件后、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汇出资金之前，必须到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办理立案产权登记。凡是用实物投入境外的，必须由投资单位或境外机构组建单位向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报资产评估立项，并聘请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授予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后，由投资单位或组建单位持经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的评估证明到同级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办理立案产权登记。外汇管理部门和出境地海关部门凭其持有的境外产权立案登记表和有关资料办理批准资金汇出和实物放行出关核验手续。
境内投资或派出单位办理立案产权登记时，应提交新批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境外企业（机构）批准证书，公司章程和有关合同、协议以及投资或派出单位的出资证明等有关文件和资料。
第八条 开办产权登记，适用于新批准设立的境外机构在境外正式注册后的规定期限内，按照《暂行办法》的要求，正式办理开办产权登记。申办时，应填写开办登记表，并按要求提交有关文件、证件、资料。
境外非经营性机构办理开办产权登记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交以下材料：（1）境外机构成立的批准文件；（2）资金来源证明；（3）有关财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影印件）；（4）其它有关资料。
第九条 变动产权登记，适用于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中方代表人或国有资产负债人、国有股权、国有资产经营形式和投资或派出单位的变动，以及境外企业单位国有资产本金总额增减超过20％的情况。境外机构发生上述变动事项时，应在投资单位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变动之后6
0日内，向原负责产权登记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办变动产权登记。申办时，应填写变动登记表，并按要求提交有关文件、资料。
境外机构名称发生变更，并要求在当地重新办理注册登记的，该机构在当地核准变更注册后60天内，应派人或委托境内投资单位携带在驻在国（地区）进行重新注册的法律文件（影印件），到原负责办理产权登记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办相应的变动产权登记。
境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发生变动的情况，可以结合年检产权登记一并进行。并对变动情况及原因作出说明。
第十条 境外机构在向驻在国（地区）内、外设立分支机构或控股投资的投资项目，应根据第八条的规定，在规定期限内，由境外机构或境内投资单位到原负责办理产权登记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开办产权登记。
境外机构在向其他单位投资参股的资产、股本及其权益，可根据具体情况，不再办理产权变动登记，但应在年检登记中予以反映。
第十一条 注销产权登记，适用于撤销、被兼并、被合并或宣告破产等需要终止的境外机构。在境外机构的资产和工作交接后60日内，在对原境外机构资产进行处置之前，应由境外机构或委托境内投资单位按规定向原办理产权登记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办注销产权登记，申办时，应
填报注销登记表，并按《暂行办法》要求提交有关文件、证件、资料。
第十二条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规定对境外机构进行产权登记年度检查（年检登记），检查境外机构占有、使用境外国有资产情况，主要是：
一、是否按规定申办境外国有资产开办产权登记、变动产权登记；
二、境外国有资产的增减变动情况及其审批手续是否完备；
三、境外国有资产的安全、保值增值情况；
四、境外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
第十三条 年检登记事宜，应在每年6月30日以前办理完毕。境外机构的年检登记由其投资或派出单位组织审查，由投资或派出单位统一到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审定手续。
境外企业申办年检登记时，应填报年检登记表，并根据财政部现行规定的境外企业财务决算报表的时限，提交年检产权登记所需文件，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利润分配表，以及境外国有资产产权增减变动审批文件及其它有关文件。
境外行政、事业单位产权登记年度检查，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与其主管部门商定，也可两年进行一次。申办时，应填写年检登记表，并提交产权登记检查年度按实际资产编制并经主管部门审核的会计决算报表及其它有关文件。
境外一级机构在办理年检登记时，必须提供所属二级（含二级）以下境外机构国有资产情况合并成汇总报表。
受委托办理境外机构产权年检登记审定手续的单位或部门，必须汇总上报由本部门审定的境外机构国有资产情况汇总报表，并附境外机构年检登记表（汇总报表表式另行制发）。
第十四条 境外产权登记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需申办产权登记的境外机构，由境外机构或其投资、派出单位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报。经确认受理后，发给《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由境外机构或投资、派出单位填写，并由该机构法定代表人、中方代表人、国有资产负责人或国内投资、派出单位负责人签字。
（二）申办登记的境外机构将产权登记表报投资单位和主管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
（三）由境外机构或其投资、派出单位持经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加盖公章的产权登记表及有关文件、证件、资料到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审定手续。
（四）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托办理境外机构年检登记的主管部门，由境外机构或投资、派出单位填写产权登记表，并由境外机构或投资、派出单位法定代表人、中方代表人或国有资产负责人签字后，报经投资或派出单位审查后，由受托单位负责办理所属境外机构年检产权登记审定手
续，并负责将产权登记结果汇总后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五）在境内注册登记并在境外设有分支机构的公司、企业单位，在办理产权登记时，原则上必须先办理境外产权登记后，再办理境内产权登记。
第十五条 由国内多个部门或不同的企事业单位共同用国有资产到境外设立的机构，其境外产权登记分别由各投资或派出单位到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
共同投资分别登记有困难，且财务隶属关系不明确的，可按以下办法进行登记：
（一）由占控股地位或占股份比例大的中方国有资产投资单位负责办理登记；
（二）股份相等的，可经各方协商，委托某一方国有资产占用单位负责办理登记。
（三）由负责该境外机构投资立项的单位负责办理登记。
第十六条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中央各部门所属境外机构的立案、开办、变动、注销产权登记以及下列单位境外一级机构的年检产权登记：
（一）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财务关系直接隶属于财政部的境外企业。
（二）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公司直属的境外机构。
（三）国务院授权部门批准，由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事业单位及全国性社会团体设立的直属公司、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所属的境外机构。
（四）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国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财务关系直接与中央财政挂钩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的机构。
（五）国家在各国的外交机构。
（六）其他财务关系隶属中央的境外机构。
境外一级机构是指境内单位直接投资到境外创办的企业或设立的分支机构。
第十七条 以下境外机构的年检登记，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可根据具体情况，依据产权关系，委托主管部门或投资派出单位负责审定。受托单位要将产权登记情况汇总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备案，并附说明分析材料。
（一）一些特殊行业主管部门所属的境外一级机构；
（二）境外一级机构所属的以下各级子公司或分支机构；
（三）境内二级（含二级）以下单位所属的境外一级机构；
（四）国有资产主体在境外的境外集团公司下属的各级子公司也可委托境外集团公司负责审定。
第十八条 境外企业属于具有公司法人和非经营性机构双重身份的，其内部财务分别实行独立核算的单位，申办产权登记时，应分别进行登记，其法人公司的国有资产按境外企业的登记要求办理，其代表处（办事处）的国有资产按境外行政、事业单位的登记要求办理。
第十九条 在办理境外产权登记时，境外国有资产以个人名义持股或拥有物业产权在境外进行产权注册的境外机构，必须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89〕54号文件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司法部、对外经济贸易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境外国有资产以个人名义进行产权注册办理
委托协议公证的规定〉的通知》，（国资境外发〔1991〕73号）的要求，先办理以个人名义进行产权注册的股权委托手续或委托协议书的公证手续后，再办理产权登记。办理产权登记时，必须提交委托或公证法律手续的复印件。
第二十条 境外产权登记表原则上一式四份，分别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境外机构、国内投资单位或主管部门、财政部门保存。
多个单位共同投资的境外机构的产权登记，规定由投资或派出单位保存的登记表，由负责办理登记的单位保存；其他占用国有资产的中方投资单位需要掌握情况的，由负责办理登记的单位提供产权登记表复印件，并要求同等密级，妥善保管。
规定由境外机构保存的登记表，若该境外机构具备条件的，登记表可由其保存；若条件不具备的，登记表可以委托国内投资或派出单位代为保管。
第二十一条 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和有关资料属国家或企业机密的经济资料，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妥善保管审定后的产权登记表及有关资料，并建立专门档案。
第二十二条 在《暂行办法》公布前已在境外设立的机构，应一律补办产权登记手续，若补办产权登记为首次进行产权登记的境外机构，按年检产权登记手续办理。申办时，应填写年检产权登记表，并按《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的要求提交有关文件、证件、资料。
第二十三条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监督检查境外机构申办产权登记和产权登记年度检查的情况。
境外国有资产的主管部门或监督机构有责任督促其境外机构的境内投资和派出单位按规定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登记和年检登记审定手续，并向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交年度报告资料，综合说明当年本部门所属境外机构国有资产产权变动情况。对不按《暂行办法》规定申办产
权登记的境外机构和责任人员，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由其会同国内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根据不同情节，给予通报批评或进行必要的经济和行政处罚。
第二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设立的境外机构的产权登记。具体实施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根据《暂行办法》和本实施细则的精神作出规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每年应于产权登记年度检查结束后两个月内，将产权登记年度检查汇总情况及说明材料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第二十五条 境内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向境外投资中的中方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另行制定。
第二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1995年10月31日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熊利民


　　摘 要：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是加强执政合法性建设。要提高执政能力，执政党需要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及时变革合法性的基础，推动执政合法性向现代合法性的转型。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转型的趋向及其途径作粗浅的分析。
　　一、第一次合法性的转型：从意识形态中心型向经济绩效中心型的转变
　　合法性是指民众对现存政治统治的信任、支持和认同。一个执政党是否拥有合法性，就看它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及其程度如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合法性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当执政党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才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反之，执政党的号召和动员能力就会被削弱甚至失效，最终会导致政治动荡、政权丧失。因此，“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以确立。此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地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前，中国共产党主要凭借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来培育民众的认同感以凝聚人心，从而控制和领导国家政治生活。”“意识形态是关于建设理想社会的总体观念和信仰系统”，它是维系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的不可缺少的资源，它所具有的价值引导功能、教育功能、社会整合功能以及规范功能，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情感，使社会成员产生和坚持关于合法性的信仰和信念，从而赢得社会成员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它的人民性、革命性、真理性和先进性，决定了它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感召力和魅力，必然会赢得众多的信仰者和广泛的认同。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合法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成功地指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建立了新中国而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上升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继续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支撑。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宣传机器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及灌输，使社会公众逐步形成、强化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信仰、价值观、道德准则和社会心理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主流社会意识。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建国后正是人民对党倡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憧憬，使得党赢得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动员力。相信党能领导人民建设美好社会，过上幸福生活的信念，使人民对党的执政充满了期待，产生了对党执政的“预支性的合法性”支持。这种支持甚至在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政策性失误以及随后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下都未曾动摇过。为了“美好的明天”，人民群众甘愿忍受现时生活上的困难。坚信“ 面包会有的”、“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会到来的”信仰，使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新中国的艰辛岁月里都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总起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力是支撑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因素。当然，该时期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不是唯一的，除了意识形态来源外，还有绩效（ 建国初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个人魅力（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历史传统（个人崇拜等）等来源，这些都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赢得了合法性。但比较而言，意识形态在整个合法性基础中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从总体上说，这个时期的合法性是意识形态中心型的。
　　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要维持得持久，需要把意识形态训导与执政绩效，特别是经济绩效有机结合起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基于实质合理性的诉求，它天然要求政绩的支撑。”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真理性和人民性只有最终体现在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上，才能充分地生成合法性。如果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得不到政绩的有效支撑，意识形态就会失去真理的力量，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就面临着危机。如同马克思指出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在意识形态训导与执政绩效的有机结合上做得是成功的，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同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卓有成效，二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党的执政合法性得到增强。但50年代后期“左”的错误思想开始出现和发展，“ 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长期忽视发展生产力，导致国家的经济绩效每况愈下，人民不但没有得到期望已久的富裕生活，相反却陷入了普遍贫困的境地。为了维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维护执政合法性，从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期望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甚至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强化对意识形态的信仰。但适得其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升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和神圣地位，从而也进一步损害了意识形态赋予党的合法性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来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已显现危机。重塑执政合法性，实现合法性的转型已是当务之急。
　　为了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地总结了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以经济发展来赢得社会成员普遍的支持。无疑，经济发展对于维护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经济发展可以带来福利的改善，使社会成员对执政党产生较高的评价，从而有助于社会成员认同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并牢牢抓住这个中心不动摇，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由此赢得了人民群众对于党执政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正如邓小平所说：“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向经济绩效主导的合法性的成功转型使中国共产党走出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危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资源得以扩大，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
　　二、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合法性面临的新挑战
　　应该看到，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合法性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支撑执政合法性，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客观因素可能给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合法性带来许多变数。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经济绩效模式的合法性正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第一、“政绩困局”的挑战。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来看，合法性基础的构成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多种合法性资源要素构成的，经济增长只是其中要素之一。任何一个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尽可能占有更多的合法性资源，不能把合法性仅仅放在一两种资源的的基础上。如果把合法性仅仅放在一两种资源的基础上，一旦这种资源出现短缺和枯竭，执政党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危机。靠经济增长来换取合法性就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亨廷顿在分析“政绩合法性”的时候提出的“政绩困局”的问题。当经济快速发展时，人们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人们就会拥护现有政治的统治。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或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能稳步提高甚至恶化，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这种仅把经济发展作为政治稳定实现模式的实践的失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中曾得到验证。比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实践。这些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政治合法性没有问题，可一旦经济停滞，社会矛盾马上就会爆发，执政党和政权就面临危机甚至倒台。尽管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执政党地位的稳固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对于“政绩困局”我们应予以充分正视。应该看到，经济的发展因受到诸多因素限制，不可能始终保持高速发展的状态。首先，经济发展受自身规律的制约。一是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发展有快有慢，不可能总是快的；二是经济基数有大小之别，一般在经济基数较小时，经济增长较快，但随着基数不断增大，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递减，不能总是保持很高的速度。其次，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增加了经济安全的隐患，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可能使一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殃及他国；全球自由投资的便利也增加了金融投机的可能性；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也使得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弱化。这些都使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因此，全球化时代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无异于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全球化这个异己的偶然性力量。总之，由于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使政治体系难以完全避免经济衰退，此时执政党就可能会因经济发展受阻而遭遇合法性危机，对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二、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日益增长的现代性政治观念和需求的挑战。政治合法性具有与时俱进性，时代不同了，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也不同。在传统臣属型社会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实施及被统治者的愚昧落后，使得迷信政治大有市场，统治者往往借用超自然的力量（神、上帝等）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这使得“天命论”、“君权神授论”大行其道。但在一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里，随着政治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转变，现代政治观念如民主、平等、自由、法治、参与成为普遍的追求，由此导致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评价标准发生变化，传统的“ 君权神授论”自然难以再生成政治合法性，人们也不仅仅满足于政绩合法性，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政治观念相适应的政治合法性成为人们的更高追求。执政者能否及时地满足公民的现代性政治观念的期求，已经成为能否进一步获取合法性认同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的政治合法性正面临着这一问题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法制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使公民对党和政府扩大民主、依法执政有了更高的要求，公民自身的政治参与期望也大增。上述民主诉求如果得到有效满足，党和政府会从中赢得新的法理性合法资源。如果这种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特别是参与渠道不畅通，公民的参与欲望得不到实现，就会导致公民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影响。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领域存在着民主需求迅速增长与满足民主需求的制度化渠道的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一方面，民主需求很快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原有的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渠道不多、机制不完善，又加上政治制度的创新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造成目前我国民主制度化的水平不高。这也成了制约我们扩大民主，满足民主需求的“瓶颈”。尽快解决这个“瓶颈”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等现代性政治需求，从中获取法理性合法资源，是执政党进行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第三、改革发展进程出现的严峻社会问题的挑战。1978年以来，我国市场化趋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成效巨大，但由于体制转型，也由于我们对发展观的理解的片面等原因，导致了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出现了公共权力腐败、工人下岗和失业、农民负担过重、社会分配不均、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社会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可归结为两类，一个是腐败问题，一个是公平问题。这两大问题都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构成了很大威胁。就腐败问题看。改革开放以来，个别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放弃共产主义信念，抛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滥用权力、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生活腐化，成为一大公害。腐败现象对执政合法性的危害在于，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败坏了党风，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现实生活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等现象大量存在，在有的地方已造成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这些都大大消耗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侵蚀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就公平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公平问题未兼顾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政策选择的失误，以及国家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国家法律、政策及管理方面出现的一些漏洞，致使极少数人收入和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收入差距拉大。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已经达到或超过了社会警戒线，具体体现为基尼系数偏高。据统计，当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49。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行列。贫富分化对执政合法性的威胁在于，首先，引发社会不满情绪，降低政治认同，影响民心的向背。我们看到，随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社会不满情绪明显增多。根据一项对城市居民的调查发现，2000年有22%的居民对自身生活状况不满，超过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约有1亿人。另有学者根据各种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大约有5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大约4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仅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后者约有2亿人。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均贫富”文化传统的国度，对于贫富分化的承受度较低，贫富分化过于严重会影响到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评价，影响民心的向背。其次，损害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任何政党都有特定的阶级基础，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区别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依靠的是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并切实代表了这些主要社会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由此有了广泛的阶级基础。但当前这一基础正受到削弱。改革使所有的阶级阶层都获益了，但获益是不均的，两极分化的。从改革中获益最少的主要是原来的工人、农民阶级。下岗失业人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下降的群体、负担过重的群体主要出自这些阶级，这些阶级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尽管改革也给这些人带来了福利的绝对增进，但福利的相对增进太慢，仍然会使这大多数人产生相对被剥夺感，这就是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重要原因。改革实质上是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在改革过程中，执政党能否代表社会主要阶级的利益，是能否获得认同和支持的必要条件。显然，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社会基本阶级的相对福利受损，必然会削弱执政的阶级基础，这已成为威胁执政合法性根基的重大隐患。
　　经济绩效合法性面临的以上挑战说明，重新调整和扩大执政合法性，实现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已是十分必要的了。
　　三、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第二次转型的路径选择
　　当前，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实现执政合法性的创新与转型，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1、构建“以民为本”的绩效观，夯实执政合法性的绩效基础。执政党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必须提高执政绩效，满足民众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断提高经济绩效。现在，我们虽然不能把执政合法性仅仅捆绑在经济增长的快车上，但经济增长却是生成执政合法性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只有尽可能地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富民强国，才能持续有效地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经济成就不仅在现时为共产党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具有合法性。”鉴于以往改革中出现的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不均衡导致认同度降低、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流失的问题，对以往的经济绩效观进行调整是十分必要的，这种调整的基本趋向就是把“以民为本”理念引入经济绩效观中，并加以强化，形成以民本理念为指导的经济绩效观。“民本型”经济绩效观体现如下几点基本要求：第一，利民为本。“民”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发展经济的出发点是以满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的，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落脚在最大多数人福利的改善上。第二，机会均等。国家创造一种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给每个人，无论是“ 官”还是“民”以均等的选择和发展的机会。第三，利益分配相对均衡。可考虑根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既要保证效率优先，使那些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开拓创新的人先富起来；又要兼顾公平，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平衡利益分配，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使利益差别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力争减轻或消除在中低收入者阶层中产生的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第四，弱势群体得到有效救助。民本发展观内在地要求执政党更多地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的疾苦，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实施重点救助。第五，抑制腐败。要以民为本，赢得人心，必须解决当前广大群众最不满意，对党群关系影响最严重的腐败问题。“对于现任的政治机构来说，制止腐败是在转型期维护信誉最保险的办法。”“现任的中国领导层和政治机构如果能更有效地遏止腐败的蔓延，中国的老百姓就会更有耐心并重新树立对政府的信任。”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体制，严格约束和规范公共权力，是治腐之本。惟有建立起完善的权力监督和制约体制，才可以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消除滥用权力的现象，有效防止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行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祸害，堵住合法性资源流失的漏洞。
　　2、培育法理型权威，并使其成为执政合法性的主导。法理型合法性是现代社会合法统治的必然趋势和最终归宿，特别是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在原有合法性受到挑战后，及时构建法理型的权威，这是开辟新的合法性资源的必然选择。马科斯·韦伯曾把合法性基础分为三种广为人知的类型：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一般来说，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的传统型、超凡魅力型或法理型合法性基础，多数国家的合法性都是三种类型的混合，但三类合法性配置的比重各有不同。现代社会的日益理性化、功利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使得现代执政党从某些神话、宗教或传统惯例中获取的认同大大下降，也使得人们对具有虚幻色彩的个人魅力的信仰日益淡化，而对建立在法定民主程序和制度之上的统治的认同日益增强。因此，法理型认同必然会取代传统型认同和“超凡魅力”型认同而占据统治地位。正如马科斯·韦伯指出的：“如今，最普遍的合法性形式是合法的信念，即形式上正确的制定，且以人们习惯的方式制定所含有的默认。”法理型统治是指建立在遵守正式制定的非个人专断的法规基础上的统治。法律制度之所以能产生合法性信仰是因为法律化的制度规范设定了大家认同的程序化的政治体制、政治机制和政治行为规则，政党行为遵循了这些“游戏规则”，在价值尺度上才被判定“正统”，否则被视为“非法”，因此，对民主程序的认同将使执政党获得合法性，这也就是卢梭提出的“按程序办事的合法性”。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向法理型认同转型，符合现代社会合法性基础演变的必然趋势和规律。重视法理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大力培育法理型权威，是当前我国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这要求执政党做到：第一，依法执政。执政党要大力弘扬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确立宪法、法律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准则的地位，推动和实现执政方式的法治化，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行使执政权力。第二，民主执政。现代法理的权威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缺乏民主，执政权威就缺乏认同。因此，培育法理合法性，就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要真正行使好代表功能，就必须特别注意发扬民主。执政党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规范的、程序化的公民参与制度和机制，为公众提供自由的、均等的参与机会。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民意得到表达，民主权利得到实施，利益得到维护。这样的制度必定会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同，中国共产党就会从民主制度和体制中获得合法性资源，有利于在制度上加强执政合法性。第三，科学执政。以往，执政党的治国理政带有一定的经验色彩，新的历史条件要求执政党走出凭经验执政的思维，树立科学执政的新理念。科学执政对执政党的新要求是：执政党能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注重研究执政规律和执政艺术；科学地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形势；进行科学化决策；实施科学发展观等。只有科学执政才能提高执政绩效，提高执政能力，从而获取更多的执政认同。
　　3、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奠定合法执政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历来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之一，特别是在良好的执政绩效作支撑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信仰形式对于论证和维护执政合法性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创新执政合法性决不能忽视或淡化意识形态的训导作用，而是要继续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优势。邓小平指出：过去搞革命，中国共产党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信仰，靠的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现在搞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要靠这个。“ 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创新。为此，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用实践标准加以检验。确是错误的个别论断和言论就加以放弃；有些是适应当时而不适应当前的就应扬弃；证明正确的就继续继承和坚持；证明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就要坚决摒弃。第二，要使意识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才更具有生命力，更具吸引力，才能更易为群众所掌握和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它已得到了普遍的政治认同，而成为在当代中国具有强大动员力的主流意识形态。第三，要使意识形态更具亲和力。意识形态创新要尊重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要与民主、自由、公正、人权相契合。只有如此，意识形态才可能获得普遍的认同，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有效地维护执政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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