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日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批准司法部部长肖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９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共和国
　　　　　　　　　　　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共和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在司法领域的合作，决定缔约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为此目的，各自委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长肖扬
　　匈牙利共和国司法部长沃什道格·帕尔
　　缔约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司法保护
　　一、缔约一方国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享有与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司法保护。
　　二、缔约一方国民可以在与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条件下诉诸缔约另一方司法机关。
　　三、除第三条规定外，本条约关于缔约双方国民的规定亦适用于根据缔约任何一方法律成立的、且主事务所在该方境内的法人。

　　第二条　诉讼费用保证金的免除
　　对于在缔约一方境内的缔约另一方国民，不得因其是外国人或无住所或居所而令其提供诉讼费用保证金。

　　第三条　诉讼费用的减免
　　一、缔约一方国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应在与该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条件下和范围内享受诉讼费用的减免。
　　二、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费用减免所需的有关申请人个人情况及其财产状况的证明，由申请人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的缔约一方的主管机关出具。如果申请人在缔约双方境内均无住所或居所，则由其本国的外交或领事代表机关出具证明。

　　第四条　联系途径
　　在司法协助过程中，缔约双方的司法机关通过各自的司法部进行联系。

　　第五条　文字
　　除第八条第二款和第十九条第六项的规定外，司法协助的请求及其附件应用请求一方的文字写成，并附有被请求一方文字或英文的译文。

　　　　　　　　　　第二章　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

　　第六条　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的范围
　　就本章而言，送达文书是指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调查取证是指询问诉讼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进行鉴定和司法勘验以及完成其他与调查取证有关的司法行为。

　　第七条　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的请求书
　　一、请求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
　　（二）已知的被请求机关的名称；
　　（三）有关人员或其代理人的姓名、地址；如系法人，则该法人的名称和地址。
　　二、除前款所列各项外，调查取证的请求书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请求所涉及案件的情况说明；
　　（二）有关人员的国籍、职业、出生地和出生时间；
　　（三）请求的性质以及执行请求所需的其他说明。

　　第八条　送达文书
　　一、在实施送达请求过程中，被请求机关适用本国的法律。
　　二、如果所送达的文件未附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文字的准确译文，则被请求机关只有在受送达人自愿接受时方予送达。
　　三、被请求机关应根据其有关的法律规定证明文件的送达，证明中应注明送达的地点和时间。
　　四、如果不能按请求书所示地址找到受送达人，被请求机关应采取必要措施确定其地址。
　　五、如果被请求机关无法执行请求，则应通知请求机关并说明妨碍执行的原因。
　　六、缔约双方也可在受送达人自愿接受的情况下通过其外交或领事代表机关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本国国民送达文件。

　　第九条　调查取证请求的执行
　　一、在执行请求过程中，被请求机关适用其本国法律；应请求机关的要求也可采取请求书所指定的方式，但以不违反本国法律为限。
　　二、如果被请求机关不是执行请求的主管机关，应立即将请求送交主管机关并告知请求机关。
　　三、如果请求书提供的地址不准确，或者有关人员不在所提供的地址居住，被请求机关应努力确定其准确地址，必要时可要求请求机关提供补充说明。
　　四、被请求机关应将执行请求的结果通知请求机关，并随附所获得的证据。
　　五、如果请求无法执行，被请求机关应将文书退回请求机关并说明妨碍执行请求的原因。

　　第十条　通知调查取证的地点和时间
　　被请求机关应根据请求将调查取证的地点和时间及时通知请求机关，以便有关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可依照被请求缔约一方的法律届时在场。

　　第十一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和豁免
　　一、经传唤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司法机关出庭的证人或鉴定人，不论其国籍如何，不得因其在离开被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前的犯罪行为或被判定有罪而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对其起诉、拘留，或者采取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对此种人员亦不得因其证词或鉴定而予以起诉、拘留或惩罚。
　　二、如经传唤机关告知已不再需要其出庭之日起连续三十日，证人或鉴定人有机会离开却仍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停留，或离开后又返回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前款规定的豁免则应予以终止。上述期间不应包括证人或鉴定人因其所不能控制的原因而未离开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的时间。

　　第十二条　证人和鉴定人费用的补偿
　　一、请求机关向证人或鉴定人支付的生活费和偿还的旅费应自其离开居住地起算，并应按照至少等同于请求机关本国现行的标准和规则的规定进行计算。
　　二、请求机关应根据请求向证人或鉴定人预付全部或部分旅费和生活费。

　　第十三条　拒绝作证
　　在执行请求时，有关当事人可以拒绝出庭作证，如果：
　　（一）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法律有拒绝作证的特权或义务；或者
　　（二）根据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法律有拒绝作证的特权或义务，并且此种特权或义务已在请求书中说明。

　　第十四条　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的拒绝
　　如果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可能有损于本国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可予拒绝，但应将拒绝的理由通知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

　　第十五条　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的有关费用
　　缔约双方司法机关互相免费代为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被请求机关为执行请求而向鉴定人、译员支付的费用和按照本条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特殊方式执行请求时所产生的费用除外。

　　　　　　　　　　第三章　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第十六条　承认与执行裁决的范围
　　一、根据本条约规定的条件，缔约一方应承认与执行缔约另一方作出的下列裁决：
　　（一）法院对民事案件作出的裁决；
　　（二）法院就刑事案件中有关损害赔偿所作出的裁决。
　　二、本条所指“裁决”亦包括根据第二条规定被免除诉讼费用保证金或法院费用预付款的当事人应交纳诉讼费用的裁决，以及调解书。
　　三、符合本条约规定条件的“裁决”只有在本条约生效后才具有法律效力并可执行时，方可承认与执行。

　　第十七条　承认与执行的条件
　　本条约第十六条规定的裁决在下列条件下应予承认与执行：
　　（一）按照在其境内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该裁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和可执行的；
　　（二）按照被请求在其境内承认与执行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院具有管辖权；
　　（三）按照在其境内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未出庭的败诉一方已经合法传唤，无诉讼行为能力的败诉一方已依法得到代理；
　　（四）被请求在其境内承认与执行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院事先未就相同当事人之间的同一案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或当事人事先未就同一案件向上述缔约一方法院提出诉讼；
　　（五）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与被请求在其境内承认与执行裁决的缔约一方法律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

　　第十八条　请求的提出
　　关于承认与执行裁决的请求，可由双方当事人直接向承认与执行裁决的主管法院提出，也可由缔约一方法院按本条约第四条规定的途径向缔约另一方承认与执行裁决的主管法院提出。

　　第十九条　请求的附件
　　承认与执行裁决的申请应附以下文件：
　　（一）裁决的完整和准确的副本；
　　（二）向败诉一方送达裁决的证明，或其他任何替代送达证明的真实文件；
　　（三）裁决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如果裁决本身不能表明它是最终的话；
　　（四）对于缺席裁决，证明缺席裁决的被告已经合法传唤的文件，除非裁决本身已对此予以说明；
　　（五）证明无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已得到适当代理的文件，除非裁决本身已对此予以说明；
　　（六）上述裁决和文件的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文字的准确译文。

　　第二十条　承认与执行裁决的方式
　　一、缔约双方的法院根据本国的法律承认与执行裁决。
　　二、缔约双方的法院应仅限于审查裁决是否符合本条约规定的条件，不应对裁决作实质性审查。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一条　交换情报
　　一、缔约双方相互提供本国现行的法律及其司法实践的情报。
　　二、提供情报的请求应注明请求机关的名称及请求提供情报所涉及的案情。

　　第二十二条　认证的免除
　　在适用本条约时，缔约一方司法机关或其他主管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制作或证明的文件及其译文，如经签署并加盖公章，则在缔约另一方司法机关和其他主管机关使用时无需认证。

　　第二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缔约双方因解释或实施本条约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五章　最后条款

　　第二十四条　批准和生效
　　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布达佩斯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日开始生效。

　　第二十五条　终止
　　本条约自缔约任何一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提出终止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失效，否则，本条约无限期有效。

　　本条约于一九九五年十月九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用中文和匈牙利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缔约双方全权代表在本条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匈牙利共和国代表
　　　　肖　扬　　　　　　　　　　　　　沃什道格·帕尔
　　　　（签字）　　　　　　　　　　　　　（签字）


论不起诉制度

作者：陈卫东/李洪江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如何重新认识不起诉制度，从理论上把握不起诉制度的性质、适用范围、理论价值及救济途径，并进而探讨完善不起诉制度的有效方案，是摆在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拟就上述问题，阐述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不起诉性质的再认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原有的免予起诉制度不再使用，相关内容纳入不起诉，这就扩大了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往的不起诉制度的表述及其性质的认定已不能继续沿用。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依笔者之见，对不起诉的性质，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作出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控诉职能是公诉机关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公诉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公诉机关自然依其职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台湾学者认为是一种司法处分，属检察机关在控方立场所作不追诉的内部意思决定。［①ａ］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是公诉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公诉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公诉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并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是控诉职能，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公诉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应由公诉机关移交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公诉机关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但其自己不能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实体上的处理。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实体上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现代刑事诉讼中有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即“不告不理”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也就是说，法院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必须以起诉为前提，否则就不能对刑事案件进行审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起诉意味着启动刑事审判程序，使刑事诉讼进入到审判阶段；而不起诉则表明刑事诉讼不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诉讼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四）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就具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诉讼不再继续进行。但不起诉这种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诚如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所指出，案件虽经不起诉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灭，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或通译已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通常法院或特别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①ｂ］。

不难看出，公诉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依“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该案件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既判力的法律效力。因此，对于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有了新的证据或发现新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公诉机关依职权应撤销原来的不起诉决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此作为一种自诉案件，被害人得以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保护其合法权益。
（五）不起诉体现了公诉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新《刑事诉讼法》中，除了在第１４２条第１款“对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１５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外，在第１４０条第４款“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和第１４２条第２款“对于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于这两种情形的不起诉决定不是必须作出，而是根据一定情况酌定，可以作出，也可以不作出。有的学者将其解释为“酌定不起诉”，把“应当不起诉”称为“法定不起诉”［①ｃ］。

在刑事诉讼发展史上，关于起诉制度有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之说。目前从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看，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大都在明确规定起诉条件的同时，兼采起诉便宜主义，即允许检察官斟酌情形为不起诉处分。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兼取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长处，从而使诉讼程序更为合理和科学。我国这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不起诉制度上的规定还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基本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兼采起诉便宜主义。

通过以上对不起诉性质的分析，笔者认为，不起诉的概念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对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审查后，确认依法应当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依法作出不予追诉而终止诉讼程序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不起诉制度虽然仅是刑事诉讼中起诉阶段的一个制度，却深刻体现了刑事诉讼基本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不起诉制度至少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不起诉制度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现代法律制度除了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诉讼经济。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②ｃ］这就是说，法律程序应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作为重要程序法的刑事诉讼制度自然也不例外，贯穿整个刑事诉讼中的诉讼经济也是不可缺的，不起诉制度正是诉讼经济原则在起诉阶段的体现。不起诉制度，使不该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适时终止，缩短了诉讼时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法院得以集中精力去处理更为重要的案件，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提高了司法操作中处理刑事案件的效率。
（二）符合现代刑法思想

传统刑法注重刑罚的报应功能，刑罚强调报复和惩罚，突出刑法对犯罪实行特殊预防的作用，而单一地采取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罪必罚，罪罚相当；现代刑法，尤其在二战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开始注重刑罚的教育功能，强调教育改造，更加重视一般预防，在采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时，采取刑罚个别化原则，探寻有无惩罚的必要。西方各国战后大都实行过所谓“非刑事化政策”，即对犯罪行为不一定均需诉诸法院而适用刑罚，可以采用保安处分、社会监督等其他手段来代替［③ｃ］。刑诉制度应反映和体现刑法思想。战后的现代刑法思想反映在刑诉制度上，就是重其目的性，求其合理性。在起诉程序中赋予检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这种思想在刑诉制度上的体现。
（三）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力避免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对于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讲，尽早使之脱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樊篱，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诉正是适时地终止了刑事诉讼，从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对被害人来讲，不起诉终止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确的不起诉并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以追究名符其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与此同时，对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如果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法律允许被害人有权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决定，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不起诉的范围界定

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也叫不起诉的法定原因，或者不起诉的条件，是指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法定情形。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具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绝对不起诉（应当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１４２条第１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１５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形我们称之为绝对不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１５条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