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文.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 肖尤丹 中国科学院




关键词: 知识产权法/市场本位/智力创造活动/知识价值
内容提要: 在知识产权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知识产权法规范始终渗透和交融着关涉市场的立法理念、原则和规则。从历史沿革、法律价值和法律利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是市场本位法。这一定位是由创造在劳动方面的性质和知识价值实现所决定的。贯彻知识产权法市场本位，强化知识产权法与相关政策之间的协调与互动，更能保障知识产权制度价值的实现。


TRIPs在其序言中宣示“知识产权为私权”，权利的私权性是将知识产权归类于民事权利范畴的基本依据。而在私权的基础上，市场本位凸现为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基本特征和理念，应对着时代的发展。法律本位即指法律的中心观念或法律的立足点。[1]法律本位是法律存在的应然性、必然性和效用性的体现，是法律价值、利益（目的）、职能和任务所体现的特定的属性。[2]所谓知识产权法的市场本位，是指在知识产权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知识产权法规范始终渗透和交融着关涉市场的立法理念、原则和规则。市场本位在知识产权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成为知识产权法的兜底法的现象，也暗指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市场本位。从历史沿革、法律价值、法律利益（目的）、创造行为和价值实现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证成知识产权法是市场本位法。

一、市场本位的形成：知识产权制度发展脉络中的私价值

剖析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其历经了观念化、制度化、私法化和类型化的阶段性发展，[3]其中最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私法化，则是一个由封建特许权向财产权嬗变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受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本位的导向。

（一）封建特许权阶段：市场介入

知识产权中最早出现的是与作品有关的权利。随着活字印刷术的运用，出现了印刷业，一部作品可以大量地复制出售。于是，作品逐渐显现商品属性，可以给印刷商、作者带来收益，从而也就出现了在法律上对书籍印刷发行商、作者利益进行保护的市场需求。“由于印刷术的出现，作者创作变成附属于出版业，作者的地位完全发生变化，没有现在的出版业就没有现在以创作为生的职业作者。”[4]通说认为，近代知识产权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5世纪威尼斯和16世纪英国的封建特许权制度。与保护知识产品相关的早期封建特许权，主要包括印刷专有权和商品专营权。通常是以君主的敕令或地方政府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专门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虽然这种封建特许制度是一种未制度化的“钦定”的个别和局部的行政庇护，而不是法定的权利保护，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文化、控制经济利益的需要，其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业主以及颁发许可证的统治者，而不是从事智力创造活动的作者或发明者，但这一制度体现出知识产权萌芽时期的立法者或者统治者借助市场控制手段进行的制度创设尝试。

（二）近代知识产权阶段：市场权利

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后，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使用会带来经济收益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环境下，通过立法使知识产权由具有封建色彩的市场特权转变为财产权利的同时，也保留了早期知识产权制度所具有的市场本位特性。这种权利取得的国家授予性与知识产权的市场本位并不矛盾。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法所依赖的私法文化，但立法者在法律体系的设计与制度安排方面均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市场为价值导向，即确认知识产权是一种私人享有的无形财产权，权利人能够依法享有对自己的知识产品独占和专有的权利，并得任意转让和处分该权利，且能分享他人利用知识产权所带来的利益。

1624年英国的《垄断法规》通过授予暂时的“垄断权”，以促进技术和商品市场中科技成果的广泛传播和应用。1709年英国《安娜法》废除了皇家许可证制度，将印刷专有权改造成资本意义上的“产权”，这是著作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我们知道，《安娜法》出于市场与贸易的考虑，以保护作者利益为主，以经济权利内容为限，仅从利用作品、取得财产收入的角度规定了权利的内容，没有强调对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它奉行copyright单一财产性的理念，包含版权期限、版权效力和价格的控制条款。可见，“在17-18世纪的英国，重商主义政策为知识产权立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5]此外，从法国1803年颁布《关于工厂、制造厂和作坊的法律》开始，商标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保护。“商标制度之于计划经济，犹如冰火，不可同炉。”[6]它的市场本位属性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早期的知识产权政策，也贯彻了实用主义的市场激励机制：对内，保护私人知识财产，以暂时的垄断授权换取科技与文化的发展；对外，以知识产权为政策工具维护国家利益，采取了明显的本国保护主义的做法，这以美国加入《伯尔尼公约》的过程为典型事例。无独有偶， 19-20世纪的很多国家也都曾经将某些工业领域的发明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比如将食品、医药和化学等领域中产品的专利保护限制为对其制造方法的保护。这一具有曲折变化的制度发展史，表征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市场本位特征。

（三）现代知识产权阶段：市场本位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得益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市场主体间在遵循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自由竞争，强调市场的作用。“法律趋同化主要表现在商法领域。”[7]知识产权的取得局限于国家范围，但是，随着国际贸易扩展，知识产权随之全球化传播。为克服知识产权法的地域性与知识产品的全球传播性之间的矛盾，从19世纪末开始，国际社会用双边或多边条约确立统一保护标准，最终实现知识的有效利用。TRIPs作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制度产物，也深受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完成了知识产权从低水平保护向高水平保护的转变，“出于在全球贸易中维护本国利益的需要，美国积极将自己的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知识产权优势，并将知识产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其使用的政策手段就是将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体制紧密地结合起来。”[8]美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其经济利益的要求。由于经济全球化，知识产权保护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这一现象的背后，乃是对知识产权市场本位的工具性滥用。

在知识产权法的历史沿革中，也曾出现了几处与知识产权法市场本位不相和谐的事件。首当其冲的就是以荷兰为代表的某些国家，曾一度取消已经公布的专利法。但是，荷兰在取消之后再度颁布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事实，证明了市场本位在促进知识产品创造、利用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另外，《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将发现权列入知识产权体系，但各国实践中对此并没有单纯纳入私人产权形式，而是采取科技奖励制度这种非市场机制的产权形式，即以非市场机制的奖励制度来换取社会对科学成果的公有产权。这一情形并不否认知识产权的市场本位，理论上发现人作为市场主体是没有障碍的，并且在广义上，发现人将自己的发现贡献给了国家而获得权利，也可以认为发现权具有某些方面的市场性质。有关职务发明和职务作品的权利归属，也是如此。

二、市场本位的核心：知识产权法基本理念的市场价值

知识产权基本理念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与市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其财产权制度一直受制于效益原则。“每个人因科技和文化创新而获取收益的权利”是《世界人权宣言》所确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实现了高效益基础上的知识产权设计，可以被认为是实现了法律的公平和公正。“知识产权法是利用市场机能的巧妙体系。”[9]它作为一种财产法，其经济目标同样在于最佳地利用有限资源和最大限度地扩大产出，实现效益的最大化。知识产权制度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市场所建立的一套规则，是适应交易的需要产生的，其具体规则主要关心的是市场交易以及通过这种交易实现资源配置。

（一）对价关系

知识产权制度是为天才之火添上利益之薪。“对知识财产的私权界定的对价条件是：发明创造者将自己的知识产品公布出来，使公众看到、了解到其中的知识，而社会则承认其在一定时期内有独占利用其知识产品的权利。”[10]知识公开与权利垄断的对价关系由此得以实现。这种垄断的地位和优势只有在市场环境中才有意义。首先，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制度工具，承认市场主体通过自己的智力创造活动而获得垄断地位和竞争优势本身就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其次，它给予权利人竞争优势及垄断利润，保障权利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回其成本乃至实现盈利。这一目的需要借助于创新成果产权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才能实现。因此，从功能上来说，对知识产权的维护也是对私人利益得以实现的这一市场本位的保障。　　（二）经济激励

经济激励论认为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就是通过经济利益激励人们积极进行智力创造活动。激励机制的效用在于它能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在整体上给予创造人获益的基本保证，鼓励和促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创造活动，国家可以借此抢占知识经济时代的制高点，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最终为本国乃至全人类增添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财富。[11]除提高人们的创造积极性，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之外，通过知识产权制度还能够使创造成果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因为法律并没有直接给予知识产权人高额金钱回报，而仅给予其可能获得高额回报的专有权利，能否实现还得看市场对其知识产品的是否认可及认可程度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国际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促进科技创新只有极为微小的联系。”[12]以追逐利益为重心的功利主义或许造成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成为利益追逐者的有力工具。然而，就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来讲，它以鼓励竞争、创造和发展为宗旨，经济理性是其首要的基础，效益是其最高价值追求。

（三）产权概念

知识产权是一种对知识财产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美国经济学家登姆塞茨指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13]“产权”概念的使用，说明知识产权是一种与现代经济生活相适应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财产法现象。在法律规范体系中，通过创造者权利、传播者权利、使用者权利等制度安排，形成了知识创造、知识公开与知识利用的有效机制。

在市场视野中，产权的归属和流转两种保护手段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法律规范选择，二者之间的区别在知识产权上表现在以下方面：（1）从功能上说，归属的私权在于维护知识产权的圆满状态和权利人的垄断地位；而流转的私权意在实现知识产权人的私权利益。（2）从价值取向上说，流转以私人利益的实现为目标；而归属则以扶助流转为出发点和归属。（3）从权利的运行方式上看，归属的功能最终归于流转，特别是知识的信息属性决定了知识一经公开，便无所谓“知识垄断”，人人都得以占有。
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在城乡差距还比较大的形势下，乡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需进一步完善，贫富差距有扩大化的趋势。近年来，我国侵犯财产和人身权利的犯罪还是比较突出，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由于许多男子入城打工，家里留守妇女往往容易成为犯罪对象；在城市，流动人口、就业、物价高涨、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在相当时期内还比较尖锐，入户打劫、诈骗、盗窃、强奸等犯罪有了明显上升的趋势。“入户”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形之一在我国刑法中确定下来，对“入户抢劫”含义的不同理解会导致行为人承担完全不同的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有“入户”情形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由于对“入户抢劫”的认识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导致对此类案件在适用法律及法定刑幅度上出现错误，因此本文想就审判实践中应如何理解与认定
“入户抢劫”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入户”的定义。
对“入户抢劫”的认定，关键问题是对“户”的理解。目前理论上有几种观点：其一，“户”是指公民私人住宅，不包括其他场所。①其二，“户”是指固定场所，即以此为家的场所，如私人住宅及学生宿舍等，但不包括宾馆房间及值班宿舍等临时住宅场所。②其三，“户”是指人长期或固定生活、起居或者栖息的场所，包括私人住宅以及宾馆房间、固定值班人员的宿舍等场所。③其四，“户”是指私人住宅，以及其他供人们生活、学习的建筑物，例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的办共场所、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性场所。④《新华字典》把“户”解释为：（1）、一扇门；（2）、人家；（3）户口。⑤按该解释，“户”指“人家”，亦指住宅之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住宅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笔者认为，对“户”的理解应取严格的
规定，但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公民日常居住的私人家庭生活场所，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主要包括公民的住宅及院落，我们通常居住的住宅就是“户”的典型。当中既包括作为公民财产的住宅，也包括公民租用的住房，公民为生活起居而自行搭建的违章房也应当认为是“户”而给予保护。
（二）公民由于便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而居住的场所，具有相对流动与变动性的特点。主要包括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工人搭建的工棚、违章房、简易房等。这类情形，由于公民出于生存和维持生计而居住于该类场所，多数情况下属于迫不得已的弱
势群体，法律应该保护他们在自己生活场所栖息的权利。
（三）由于便于生产经营的缘故，公民（如个体经营户）在其开办的小卖部、手工作坊、厂房、维修店等进行生产经营和生活起居的场所，在公民用于生活起居的期间应属于此列，
但在生产经营期间对其进行抢劫则不应视为“入户”抢劫。
　　除此之外，寺院僧侣住所、学生宿舍、宾馆房间、公寓楼等处进行抢劫，在特定情况下也应该认定为“入户”，如某人及其家人长期生活和居住在其租住的旅馆内，此时该房间实际上已经具备家的特征，应转化为“户”。这是因为这些场所能满足人们生活、学习、休息的需
要，并且与外界也是相对隔离的。为什么“入户”那能作为抢劫的从重情节，这主要是法
律保护的客体决定的。贝卡里亚说，“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⑥法律为什么要给予公民之“户”更多的保护？其目的在于强化对人们在户内也即在家里这一特定环境中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家在人们的观念中历来就是一个很温馨的概念，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栖息地，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可以说，家是人们最基本的、最为依赖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如果在自己家中人身和财产都得不到有效保障，人们在家中都没有安全感的话，那么整个社会还有何安全可言。人们一旦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将产生巨大的心理恐慌，以至对社会秩序和法律的信赖丧失殆尽。因此，“入户”犯罪对社会的稳定和人民对社会的信任感的打击是致命的。
另外，有些住所在特定情况下被入侵和犯罪仍然不能认定为具有“入户”情节的，该种情况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甲为拿回赌资，冲入乙家对正在进行着的赌博的参赌人员进行抢劫。此类情形乙家从形式上似乎具备“户”的功能特征和场所特征，但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其实质已经转变为聚众赌博的场所，已不具备刑法上“户”的构成要件，且被抢劫的对象系参赌人员和赌资，而非针对乙及其家庭成员和家庭财产，因此应不属于“入户抢劫”；其二，卖淫者甲自家进行卖淫活动，在卖淫期间，或卖淫事实还未完成期间遭受抢劫，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这是因为此时甲的住所应视为卖淫场所，法律不应给予与一般公民住所同等的保
护。但在甲日常生活起居期间实行抢劫，应视为“入户抢劫”。
二、“入户”抢劫的认定及构成条件。
　　“入户”犯罪的构成，必须受“入户”以及“犯罪”两者之间存在由牵连关系的限制，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笔者认为，总的来说，应具备三个条件：入户前有无犯罪的意图、 “入户”行为是否危害公民“户”之安全与权利、有无抢劫的暴力、胁迫行为。入户抢劫应同时具
备上述三种情况，缺一不可。
　　其一，关于入户前有无犯罪意图，首先一个问题是，对“入户抢劫”的认定是否限定为行为人入户之前即有抢劫的故意。第一种观点持肯定说，认为临时起意抢劫的，属于“户内抢劫”而非“入户抢劫”，其关键在于“入”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第二种观点持否定说，认为只要入户后实施了抢劫的行为，无论“入户”前有无抢劫的故意，均认为是入户-抢劫。还有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户内抢劫是否认为入户抢劫，关键要看行为人入户是违法入户还是合法入户以及入户的动机。⑦第一种观点把入户抢劫仅限于为打劫而入户实行抢劫，范围比较狭窄，不利于充分保护公民的权利；第二种观点，没有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加区别地认为一切户内的抢劫都属于入户抢劫，显然范围过宽，不尽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关于入户抢劫的规定，其前提条件是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笔者认为这也有其本身的不足，从刑法将“入户”作为抢劫的加重情节的目的上看，其着重保护的是公民家居与住宅安全，保障公民安全感与信任感的最后一道防线。假如犯罪行为人最初入户只是为了进行诈骗、强奸、猥亵等犯罪，但由于发生被识破、被钱财诱惑等改变犯罪意图的事由，进而实施抢劫行为，其危害结果往往是不亚于抱着抢劫的意图进行入户抢劫的，所以仅局限在行为人是否
在入户前具备抢劫的意图作为主观上的认定是不够的。
其二，“入户”行为是否侵害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前面提到，家是人们最基本的、最为依赖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是公民信赖社会与法律的前提，是心灵的港湾。刑法之所以将“入户抢劫”明确规定为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情形，目的在于更加有力地保护公民的居住安全、人身安全，体现从严惩治严重危及公民居住安全、人身安全的抢劫犯罪。我国刑法规定，公民住宅不可侵犯。所谓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就是不引起公民心理恐慌的、担心家居生活安全以及住宅不被侵犯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照应《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盗窃罪向抢劫罪转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又阐明：行为人在入户盗窃时，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笔者认为此规定是比较合理的，例如，行为人侵入他人住宅后正在或已经窃取了数额巨大的财物的情形下被主人发觉，继而为抗拒抓捕等原因当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这种情况与典型的入户抢劫行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并不认为对“当场”的理解只仅限于空间上的理解。一种情况，盗窃罪属于结果犯，倘若行为人盗窃未遂而被发现，继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抗拒抓捕，因其盗窃之未遂，故不应因此转化为抢劫，继而又转化为入户抢劫也是不尽合理的，因为此时行为人只是为抗拒抓捕，也未盗得财物，并没有相对严重地侵犯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如认定为“入户抢劫”则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与我国轻刑化发展相违背的，因此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另一种情况，行为人入户盗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后而被发现，当场实施的并不是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是逃跑，继而为逃跑而以暴力相威胁，虽行为人不是“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应认定为“入户抢劫”。笔者认为，总的来说，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发生在户内是认定“入户抢劫”的必备要件，故《解释》中的“当场”只能限定于在户内，但不仅限于被发现或实施盗窃行为的具体空间或时间。如行为人在被害人户内三楼盗窃，当逃至一楼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也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倘若行为人是在被追赶至户外时才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
则不应以“入户抢劫”论处。
　　其三，有无抢劫的暴力行为。“入户抢劫”也是抢劫，“入户”只是抢劫的刑罚加重情节。抢劫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令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暴力 ，一般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打击或强制，其在多数场合下表现为极其危险、凶残的杀伤行为，以使对方完全丧失方抗能力，但有时也不一定要直接针对人体实施，对物使用有形力也是暴力。换言之，暴力要最终指向人，但是可以不直接针对人，几时是对物施加有形力，只要其能抑制被害人的意思、行动自由，这就是抢劫中的暴力。⑧虽然法律、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践没有作明确的规定，但作为“入户抢劫”的手段，暴力和胁迫的程度是否要达到相当的程度呢？通说的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对此没有作出相关的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区分的进行看待：（1）当行为人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并进入“户”后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对“户”内公民实施抢劫时，此时，应不必严格考察暴力和胁迫的程度如何，因为很难用具体标准确定暴力和胁迫是否达到足以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程度，由于抢劫使结果犯，只要以当场是否强行取得财物作为既遂和未遂的界定即可；（2）但对于转化犯，通常分为改变犯罪意图和抗拒抓捕两种情况，前者如某小偷进入甲某家进行盗窃，当盗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后或没有盗得财物被发现，转而改变犯罪意图进行抢劫，该种情形应视为与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无异；后者行为人以暴力或暴力威胁，其目的往往是想继续控制已取得的财物，不让被害人或其他人夺回去或者抗拒抓捕而成功逃脱，此种情形转化为抢劫是无异的，但是认定为“入户抢劫”则应考虑其使用的暴力、胁迫是否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是相当重要的。当行为人的暴力或胁迫行为不以伤害被害人为目的，且在足以让自己逃脱抓捕或继续能够控制盗得的财物的范围内，对被害人造成伤害的情节不严重、
危害不大，则不应视为“入户抢劫”。
　　另外，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还需注意，对入户抢劫中犯罪行为人的主体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实施入户抢劫的行为人往往是对被害人能造成心理上恐慌的人。从这个层面上说，如果行为人的“入户”行为不能造成或者造成被害人心理恐慌的程度比较小的情况下，认定为抢劫是没有异议的，但认为“入户抢劫”还是值得商榷。如，行为人为甲某为乙的儿子，但非同其父乙一起居住，父子感情不太好。某天由于甲急需用钱，遂闯入其父母家并抢劫了其父母。在本案中，虽然甲入户抢劫了其父母，但由于其与被害人有特殊的血缘关系，因此其“入户”的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心理恐慌最起码与陌生人不同，因此不应认定甲犯入户抢劫罪较为妥善。除此以外，由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特殊关系，对是否构成入户抢劫应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三、对“入户抢劫”规定的微探。
　　“入户”抢劫与一般抢劫在刑罚上的区别是比较大的，前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可见两者在刑罚上的区分是相当明确的，但由于现行刑法对此的规定仅限于抢劫与入户抢劫、盗窃与转化为入户抢劫之间，在认定上和危害性上的差距和区别远远没有在刑罚上的规定大，该规定难免有硬性之嫌。例如：甲乙二人合谋去某女性丙家抢劫财物。甲入室，乙在门口望风。甲在抢劫丙的手表时，丙哀求说手表对其很重要，请不要抢走，于是甲果真把手表放下，但是，甲责令丙脱去衣服，让其反转过身，对其进行猥亵，然后趁丙不备时顺手把手表偷走。后来，案发，甲乙落网。此案中，对甲乙犯罪行为的定性应如何，该怎么判？如按现行刑法对“入户抢劫”的规定，判决结果也许对乙的刑罚重于对甲的刑罚。理由：入户抢劫，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最低刑罚是10年有期徒刑。乙成立入户抢劫罪。（共犯，未遂）。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从轻或减轻。甲在抢劫时成立中止，中止犯应当减轻或免除。而甲后来实施的猥亵和盗窃教之入室抢劫都为轻罪。于是可能出现在对乙的刑罚高于甲的情形。这也许可以当作一个笑话一笑之，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对刑法关于“入户犯罪”的规定过于死板的注意。此处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不足：其一，在刑罚上，仅以实施“入户”与否作为判断是否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标准，实有欠妥之处，对此应该考虑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前提下，综合判处刑罚交较为科学；其二，将“入户” 仅作为抢劫的加重情节也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其他合法权益，如上述案例中的丙的人身权利。笔者认为，“入户”侵犯的是被害人对家的安全感，应同样适用于强奸、猥亵、故意伤害等犯罪。以强奸为例，如女性在家中被 “入户”强奸，我们可以发现，“入户”的强奸犯罪对公民、对家庭的影响更强烈，如果不将“入户”作为强奸罪的加重情节，将不利于保护女性及其家人的切身权利，也不利于打击入
户强奸女性的犯罪。
　　公民的人身与私人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公民心灵上对家的安全感也应受到保护。“入户”作为抢劫的刑罚加重情节是科学的、合理的，但是必须承认抢劫与入户抢劫的刑罚上的区别的较大的，因此真正要保障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人的权利，必须正确认识“入户抢劫”的含
义，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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