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财产刑“空判”现象的破解

龙波


　　财产刑作为刑罚附加刑，在我国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其刑罚的目的在于剥夺犯罪分子继续实施犯罪的资本，从客观上防止犯罪分子重新犯罪。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私人财产增多，财产刑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为此，修订后的刑法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特别是罚金刑，旧刑法典只有20个条文规定了罚金，而新刑法共有147个条文规定了罚金。正确执行财产刑的法律规定，依法准确、及时地对犯罪分子适用财产刑，充分发挥财产刑的特殊功效，对打击和预防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一是，从社会发展原因和弥补我国刑法中自由刑对犯罪分子改造教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其二，适用财产刑的另一目的也是针对性的惩治贪利性质犯罪，不让贪利性质犯罪的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与此同时，财产刑增加国库收入亦减少了贪利性质犯罪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并抑制其有此类犯罪倾向的人的价值取向，减少其犯罪分子的改造成本。其三，自由刑只能对自然人适用，不能对单位适用，而财产刑既可以对自然人适用，又可以对单位适用。足见财产刑如今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
　　从以上不难看出，对于财产刑，我国的刑事立法已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生效裁判书中对罪犯判处的罚金，没收财产难以执行。案件移送执行后，往往因为当事人进入自由刑执行状态即投监或留看守所服刑，当事人的家人对既成事实的当事人被监禁的状态，认为无力挽回，退一步考虑守住现有财产，不愿意协助当事人履行财产刑甚至拒不履行。表现为隐匿、转移、变卖现有财产或将房产过户等方式，造成财产刑空判的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更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钻了空子，助长了犯罪分子或腐败分子的“一人犯罪，全家幸福”、“一时犯罪，终身幸福”的犯罪心理。使本应收归国家的财产得不到实现。起不到从经济上对犯罪分子予以制裁的作用。
　　财产刑案件的执行难，这个问题自新刑法颁布施行后，一直在困扰着各法院的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在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中执结率不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造成财产刑不能切实执行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从刑事案件的诉讼各阶段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侦查、起诉阶段存在的原因

（1）公安机关和察检院没有及时调查确定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致使被告人或被告人亲属有充裕的时间转移、隐匿被告人财产，造成法院判决生效后财产刑难以执行。
（2）被执行人有财产，侦查阶段没有及时对被告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造成被告人财产流失，导致判决财产刑后被告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尴尬局面。
（3）《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予以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这一规定放在刑罚的具体运用的量刑部分，应该说这是法院对犯罪分子进行判决时应予考虑的问题，或者说是法院行使的一项职权，不应该是行使侦察权的公安机关或行使起诉权的检察机关行使的职权，但司法实践中，无论是行使侦察权的公安机关或行使起诉权的检察机关因为部门利益所致，都不同程度地行使着这项权利，而且在其侦察终结报告或起诉书中都堂而皇之地援引《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由于侦察机关和起诉机关只移送犯罪分子的权利凭证而不移送权利凭证所载明的财产，造成法院对有些刑事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不清。

二、在审理和判决阶段存在的原因

（1）在法定罪名的刑罚处罚中规定了并处财产刑，但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法庭的判决得不到实现，实际上是空判；

（2）财产刑的判决执行在审理和判决阶段没有一套强有力的法律措施保障执行；

三、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存在的原因

（1）执行主体不明确。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执行的刑罚包括死刑、罚金和没收财产。由此可见，财产刑的执行由人民法院执行。但在法院内部，究竟是由哪个部门执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做法不一，也存在弊端。
（2）《刑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但是，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全部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对于犯罪分子所保留的必需的生活费用，具体包括那些大的方面也比较难把握，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公民的生活资料多种多样，由于没有具体的把握标准，司法实践中很难有效执行这一法律规定。
（3）对罪犯的住所地和财产在外地的财产刑执行案件，而委托外地法院执行的案件，要么被退回不予执行，要么杳无音讯，使住所和财产在外地的财产刑执行案件无法开展执行工作。
（4）缺乏相对健全的财产刑移送制度和立案制度，在移送执行的环节上，由于众多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财产刑的缴纳期限，致使判决书生效后，财产刑何时移送执行不能确定，造成在实践操作上做法不一，严重影响财产刑的执行。另一方面，由于立案制度不完善，对于罪犯何时释放，罪犯减刑、假释不甚清楚，给罚金刑的执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甚至出现罪犯服刑出狱多年后，罚金仍未执行。
在财产刑“执行难”本身实际上存在多种复杂性原因。因此，笔者从刑事案件的诉讼各阶段来看，从以上几个方面，就财产刑执行问题及对策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 侦查、起诉阶段的对策

（1）、从立法上确立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在可能涉及判处财产刑的案件侦查时，调查被告人财产状况的职责和权利。我国刑法规定：没收财产和罚金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但对被告人的财产调查权，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归属于法院。况且法院作为公平、公正的仲裁者，一般不宜调查取证，否则有悖于仲裁者的性质。同时，法院不是侦察机关，侦查、调查财产能力不强，故其调查被告人财产状况的难度更大。因此，对于可能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案件，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附带调查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在第一时间确定哪些财产属被告人所有，哪些财产属其亲属所有。这样，不但诉讼经济，而且也能保证被告人财产认定的公正性。
　　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作为控诉方对其提出的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不仅应当提供被告人犯罪行为方面的事实证据，而且还应当就适用法律对被告进行财产刑处罚方面提供证据，以与指控提出的适用具体法律规定的意见相符合，并提供给法庭作为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法庭在对被告人并处财产刑时，也应当根据指控方提供的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再结合法律规定予以确定，如果法庭将指控方对被告人财产状况的举证，作为判决财产刑时的必要考虑，这为减少财产刑的空判现象，提高财产刑的实际执结率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建立财产保全制度。在案件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可能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进行调查后，应将其个人财产及时登记造册，记录在案。对于可能被隐匿、转移、流失的财产，应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将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及时予以扣押，防止其或其他人员利用各种手段将财产转移、隐匿。同时，对于扣押的财产，应随同案件一同移送，待判处财产刑的判决生效后，及时移送执行人员执行，保证财产刑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3）部门利益之争是我国执法机关对法律执行残缺不全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财产刑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这一规定应该说明确而具体，而且《刑法》第六十四条所列财产刑将其规定在刑罚的具体运用中，就是从立法上把这一权力交由人民法院行使，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对该条规定应该说是清楚的，造成财产不能移送的唯一一个理由就是部门利益所在，名义上说这部分财物上交了国库或者退赔了当事人，实际上这部分财物都由不移送机关自行做了处理。因此，我们认为在《刑法》第六十四条的基础上增加一款，即第二款规定：上述财产刑由受理案件的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这样不仅能保证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到位际财产状况，通过退赔、返还，在保护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致使他们在丧失自由的同时，无端地丧，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时，根据犯罪分子的实失应该属于他们自己支配的财物。

二、在审理和判决阶段的对策

（1）建立财产刑判决前的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为财产刑的顺利执行提供物质保障。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在案件受理前或诉讼过程中，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或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的标的物，可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强制措施，这对保证债权人在法院判决胜诉后的债权实现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也应当建立被告人财产保全制度。刑事诉讼中的财产刑的执行在性质上虽不同于民事案件的执行，但在许多具体执行程序措施方法上应当比民事执行要更具有优越性。因此，在侦查和公诉阶段就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对调查清楚的被告人的各类财产，包括银行存款、各种资产、各项债权等根据所犯罪行和可能受到财产刑处罚进行必要的财产保全。这一制度的建立对财产刑的判决和实际执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为财产刑的判决提供了重要的事实基础，也为判决后的执行提供了财产线索。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在被判处了自由刑的同时并处了财产刑，从判决生效到执行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被告人及其家属或亲属对法院判决的“又打又罚”往往产生敌对的情绪，总要想方设法的转移、隐匿、变卖甚至毁损可供执行的财产，制造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为财产刑的执行设置重重障碍。没有财产刑执行的财产保全制度，待到判决生效后执行开始时，罪犯的财产状况不明，执行人员调查不到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的财产，使财产刑的执行工作陷入被动之中，造成了难以执结或执结率低的状况。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执行人力和时间。在民事案件的执行程序中，申请人有承担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义务，而在财产刑执行中只能靠法院执行人员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工作效率比较低，如果再有罪犯及家属设置的人为障碍，就更不易查清被执行人是否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如果建立了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法院执行人员就可根据已知的保全财产的财产线索，使罪犯在短时间里就可受到经济制裁，从而提高了财产刑的执行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地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体现法律的威慑作用，防止发生新的犯罪行为。这样既为公诉机关向法庭举证被告人有并处适用财产刑的财产证据提供基础，也为财产刑判决后的执行提供可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使财产刑的执行有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避免了财产刑的的空判和无法执行。

（2）采用财产刑先予执行制度。庭审通过阅卷、分析案情，初步确定拟判决被告人缴纳的财产刑数额；告知被告人由其转告其家人拟判决财产刑的数额，由其家人代其交纳拟判决财产刑相当数额的保证金或保证财产。判决确定后再从中扣除应执行的财产，剩余财产予以返还。这种方法，财产的所有权仍是被告人所有，法院未予以执行，但对财产的处分权因被告人可能被判有罪需承担财产刑这一事实而予以限制，合情合理，又不违背法律规定。判决时将被告人家人主动缴纳拟判决的罚金、没收的财产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作出对被告人应判自由刑的从轻判决。以主动缴纳财产保证先置，以考查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并以之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刑法量刑情节中有一个自首情节，是被告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则定为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自首表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同时也协助了侦察机关、司法机关节省办案资源和精力。对于自愿主动协助执行财产刑的行为，我们也应考虑到被告人主观上的认罪因素，作为酌定从轻量刑的情节。因此，如被告人让其家人主动提供财产保证，则作为酌定从轻量刑情节考虑，这样做能鼓励被告人及其家人主动配合财产刑执行。

（3）法庭应根据犯罪分子本人经济情况确定罚金数额，克服罚金刑的不平等性。目前在财产刑的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财产可供执行能力差造成财产刑执结率极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法庭对被告人有无财产可供执行没有作必要的考虑，不是根据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和经济收入的审理而作出财产刑判决。由于我国刑法在确定罚金和没收财产数额时，对应否考虑犯罪分子本人的经济情况未作规定。因而在决定罚金数额时，如果不考虑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就有可能使罚金数额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从而使罚金刑难以得到实际执行。相同的数额罚金，对于经济状况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就是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如果在确定罚金数额时完全不考虑行为人的经济情况，势必因为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影响罚金刑应有作用的发挥。在判决罚金刑时对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作必要考虑，法庭以控方向法庭提供犯罪分子本人的经济状况，作为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就是对有财产和经济收入的被告人适当多判，对确无财产和经济收入的被告可少判甚至不判，这将所使判处的财产刑落到实处，具有实际执行意义，避免了空判，这也是减轻财产刑执行压力的措施之一。

三、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的对策

（1）明确财产刑的缴纳期限，完善财产刑的移送制度和立案制度。我国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分期缴纳。”这就明确规定判决罚金刑时人民法院应指定具体的缴纳期限、缴纳方式。至于罚金刑的缴纳期限，笔者认为，对于单处罚金的罪犯，一般不应规定过长的缴纳期限，限制在一个月内为宜；对于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罪犯，应按罪犯的履行能力来确定，如有履行能力应以在服刑期间交纳为宜，如无履行能力则待其出狱后赚钱交纳罚金。
　　为了保证罚金刑的履行，应对被判处罚金刑罪犯的活动范围有一定的限制。财产刑判决生效后，为了加大财产刑罪犯的执行力度，应按照罪犯判处的主刑刑期分类，及时移送和立案。移送执行时罪犯已释放的，由执行人员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罚金刑；罪犯没有释放的，中止执行，然后按释放日期由执行局内勤统一存放，并随时与罪犯的服刑场所联系，了解罪犯减刑、假释情况，以便及时恢复财产刑的执行，确保财产刑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执结。刑事生效判决中财产刑的执行，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及上级人民法院应定期对刑事案件卷宗进行检查，如发现未移送执行的，应以错案对待，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从而减少财产刑空判的现象发生。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


深圳市公安局关于快速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若干规定


（2002年4月22日）


　　第一条 为快速处理交通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交通堵塞，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维护公共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发生在深圳市范围内的道路交通事故，符合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依照本规定组织实施快速处理。
　　本规定所称快速处理，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由公安交通警察对事故发生现场进行观察、记录，召集有关当事人当场就事故责任进行认定并作出处理决定，填写《深圳市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快速处理决定书》）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方式。
　　第三条 公安交通警察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交通事故依照本规定实行快速处理：
　　（一）在本市道路范围内发生；
　　（二）车物损失五万元以内、人员轻微伤害；
　　（三）事实清楚、因果关系明确。
　　其他交通事故，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条 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应当立即报案。公安交通警察对符合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要求的交通事故应当立即按照本规定第二条规定实行快速处理。
　　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服从公安交通警察的指挥，按要求迅速撤离事故现场，恢复正常交通。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撤离事故现场的，由公安交通警察依法强行处置。对妨碍公务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五条 公安交通警察处理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交通事故（以下简称交通事故）时应使用《快速处理决定书》，由当事人签收。
　　《快速处理决定书》可以作为交通管理部门的调解终结书、交通事故车辆评估委托证明、保险索赔证明使用。
　　第六条 车辆驾驶人员因下列行为造成交通事故的，应当负全部责任：
　　（一）违反交通信号指示的；
　　（二）遇放行信号未让先被放行车的；
　　（三）遇放行信号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和被放行的行人的；
　　（四）支路车未让干路车的；
　　（五）支干路不分时，非机动车未让机动车，非公共汽车未让公共汽车的；
　　（六）支干路不分时，同类车未让右边无来车的车的；
　　（七）相对方向同类车相遇，左转弯未让直行或右转弯车的；
　　（八）进入环形路口车未让已在环形路口内车的；
　　（九）车辆行经人行横道未按规定让行人的；
　　（十）机动车驶入非机动车道未让非机动车的；
　　（十一）机动车驶入人行道未让行人的；
　　（十二）非机动车驶入机动车道未让机动车的；
　　（十三）非机动车驶入人行道未让行人的；
　　（十四）非机动车在人行横道内行驶横过车行道，未让机动车和行人的；
　　（十五）机动车变更车道未让在本车道内行驶车的；
　　（十六）辅道车未让主道车的；
　　（十七）其他违反借道行驶规定的；
　　（十八）违反禁行类的禁令标志或禁止标线的；
　　（十九）违反导向类的指示标志或指示标线的；
　　（二十）逆向行驶的；
　　（二十一）不按规定掉头的；
　　（二十二）不按规定会车的；
　　（二十三）不按规定超车的；
　　（二十四）在机动车道或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停车的；
　　（二十五）机动车违章驶入交通管制道路的；
　　（二十六）违章进入高速路、快速路的；
　　（二十七）机动车倒车、溜车发生事故的；
　　（二十八）开关车门妨碍其它车辆、行人通行的；
　　（二十九）未保持安全距离，追撞前车尾部的；
　　（三十）违章上、下乘客被后车追撞尾部的；
　　（三十一）自身发生交通事故的。
　　第七条 行人有下列行为之一，车辆驾驶人员采取了适当避让措施而未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由行人负全部责任：
　　（一）违反交通信号指示的；
　　（二）行人进入机动车道，未让机动车的；
　　（三）行人进入非机动车道，未让非机动车的；
　　（四）行人横过车行道未走人行横道、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
　　第八条 交通事故当事人一方有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违章行为之一，另一方有下列违章行为之一的，双方负同等责任：
　　（一）酒后驾驶机动车；
　　（二）无证驾驶机动车；
　　（三）驾驶无牌证或者挪用、转借、伪造机动车牌证的机动车；
　　（四）驾驶经检验已达报废标准而未申请报废的机动车；
　　（五）驾驶安装机械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等行为。
　　第九条 交通事故当事人双方均有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所列违章行为，且情节相当的，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
　　双方均有本规定所列违章行为，认定违章情节严重的一方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另一方负事故次要责任。
　　第十条 公安交通警察快速处理交通事故时，对无责任方不暂扣车辆，但可以令其履行抢救伤者的义务。
　　实行快速处理的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应当持《快速处理决定书》在2个工作日内到深圳市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评估办公室所属各评估点进行损失评估。
　　第十一条 公安交通警察对实行快速处理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可以当场进行一次性调解。
　　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达成协议的，可直接赔付。责任方需要向保险公司索赔的，应到案发地公安交通警察机关申请办理有关赔偿手续。
　　当事人对损害赔偿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可持《快速处理决定书》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第十二条 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三条 车辆驾驶人员和行人有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所列以外的违章行为造成交通事故，双方对公安交通警察的责任认定无异议的，适用本规定。
　　第十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2年6月1日起施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