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合作协定
中国政府 匈牙利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合作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６年１月２２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加强两国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方面的合作，防止检疫性病、虫、杂草（以下简称“检疫性病虫”）的传入、传出以及有利于植物和植物产品（以下简称“植物”）的交流与贸易，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
１．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检疫性病虫通过植物进口、出口和转口，从缔约一方的领土传入、传出到缔约另一方的领土，以符合另一方的植物检疫要求。
２．缔约双方输出、输入植物时，应特别注意本协定附件中所列的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单。
３．缔约双方每年相互将其领土上新发生的病、虫、杂草的分布及防治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４．互换正在执行的有关植物出口、进口和转口的检疫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包括植物检疫和科学研究方面的资料、检疫性病虫的名单以及标本。
５．通过专家互访以达到学习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领域中取得的科研和实际成果。
６．必要时，经双方同意可在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领域内，相互提供科学和技术帮助。
第二条 缔约双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通过植物性货物的出口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将检疫性病虫传入缔约另一方的领土。
第三条 凡系植物性货物，必须由出口国的植物检疫机关向缔约另一方出具植物检疫证书，证明货物不带有检疫性病虫，并符合进口国的检疫要求。
输出的植物不得带有土壤。
对具有检疫证书的植物性货物，并不排除进口国有权对其进行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植物检疫措施。如果发现进口的植物性货物带有检疫性病虫，应采取必要的检疫措施，并通过适当的途径，通知出口国植物检疫主管机构。
第四条 进口、出口和转口的植物性货物，需经缔约双方在各自的口岸和必要地区建立的植物检疫部门执行检疫检验。
第五条 缔约双方外交使团赠送、交流或自用的植物，应按本协定的规定办理。
第六条 出口植物的包装材料可使用苔藓、刨花、木屑和类似材料，避免使用稻草、叶子和农林产品的其他部分作包装。如使用这些材料，应符合协定中规定的检疫要求或采取其他有效的检疫处理措施，并由输出国植物检疫机关出具检疫证书，注明处理方法。
第七条 本协定附件中的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单，可由缔约双方植物检疫主管机构协商修改，并通过外交途径换文确认，在发出外交照会之日起六十天后生效。
第八条 缔约双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从第三国将检疫对象和其他病虫传入各自的领土。
过境的植物性货物，必须附有植物检疫证书，并符合过境一方的植物检疫规定。
第九条 为了解决本协定执行中的专业问题、交流工作经验和进一步开展合作，缔约双方主管部门协商后可轮流在两国召开会议。在互惠的基础上，国际旅费由派出一方自理，会议期间的食宿、交通费用由东道国负担。
会议地点和日期由缔约双方协商决定。
第十条 如对本协定的解释和执行无法取得谅解，缔约双方可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协商解决。如联合委员会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
第十一条 本协定应按缔约双方的宪法程序批准或认可，在交换有关批准和认可的外交照会之日起三十天后开始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期满前六个月，缔约任何一方未以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要求废除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顺延五年。
第十二条 本协定的条款不涉及缔约双方同其他国家签定的公约中的权利和义务，或作为国际植物保护组织中的资格。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布达佩斯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匈、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缔约双方对本协定文本解释不一致时，则以英文文本为准。
注：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政府代表 政府代表
朱安康 奈斯·拉约斯
（签字） （签字）
盖尤斯与《法学阶梯》
作者：宋飞
盖尤斯(Gaius,约130--180)，罗马帝国前期著名法学家。古罗马人的姓名由3个名字组成，盖尤斯是其首姓。他出生和活跃的时代分别是罗马皇帝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和安敦尼.庇乌（公元138－161年）（即中国史书上的大秦王安敦）在位的时候。其家乡估计是希腊。因其著作《法学阶梯》第248页有荷马史诗的记载，且曾在小亚细亚的特洛阿斯（Troas，即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爆发地）写作和教书。他对罗马行省，尤其是希腊和叙利亚这两个行省的法律非常熟悉。在学术上，盖尤斯自称属于萨宾派。因为在该书中他视萨宾（公元64年去世）为自己的老师，而将普洛克鲁斯派的人称为“另一学派的学者”。但研究此书的罗马法研究者发现，他在一些重要法律问题上已开始接受普洛克鲁斯派的观点。从他往后，再没有人称自己是何学派。就连同时代的罗马法学家彭波尼，也不自封门派了。
盖尤斯是一位多产的法学家，他的著作共有13种，如《十二铜表法注释》等著作。其代表作无疑是四卷本《法学阶梯》（Institutes）,该书不仅是当时法律学校的教材，成为查士丁尼编纂同名法典《法学阶梯》(罗马《国法大全》其中一部）时的范本，同时也是唯一的一部完整地传至后世的古代罗马法学家的文献，此外它还是西方法学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学专著。在它以前，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古罗马共和国学者西赛罗的《论法律》，都未能将法律与政治、哲学、神学等话题严格区分。盖尤斯的论著则是以纯粹法学的视野来研究法律现象。其能完整地传至后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该书的普及程度。该书大约成于公元161年前后，内容简明扼要，非常通俗，且体系完整。盖尤斯在此书中首创了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分法体例结构，物法用了两卷内容叙述。另外，他在此书中最早提出了“权利并无有形与无形之分”的著名论断。有关私法的内容几乎都已涉及，很适宜作法律学校和市民自学法律用的教材，再加上当时罗马市民籍正在扩张并被普遍授予帝国境内的所有居民，这种法学上的三分法体例结构成为了传播与上述市民身份相联系的罗马法工具。因而该书当时流传很广。
公元2世纪以前，罗马的法学家最初仅限于对先前制定的法律加以整理和可能的整理，而不增加任何他们自己的东西；在随后的发展阶段，法学家们在法律旁增加了诉讼以及对它们的解释，这种解释很可能是注释性的；此后法学家们把对法律的评论纳入到一个以其学识为基础的总体系之中，用分类论述、归纳演绎以及系统德方法研究法律，从而奠定了民法的基础；后来的作品则都遵循“系统的和创制性的”方法，即在论述中有时表现为对告示内容的考察，有时表现为对法律、元老院决议或君主谕令内容的考察，有时表现为对先前法学家的意见、为反映某一问题丰富多彩的侧面而编设的例子或者要求法学家发表见解的具体案例的讨论，这种方法总是由一种深刻的内在系统性加以指导，总是尽可能地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并辅之以建立在普编接受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其他论述方法。同这些罗马法学家所采用的方法不同，盖尤斯的作品中占知道地位的是教学方面的要求，这使得创制性成分降低，对已固定的法的叙述性成分增加；在那里受到注重的是系统的方法，这也鲜明地表现在使人易于理解和记忆的叙述次序上。他为在系统论书中形成内在的体系做出伟大的努力。当时其它法学家作品的次序表现为一种同缔结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和诉讼舞台上的原告的活动紧密联系的考察，盖尤斯比他们超前一步，他很早就进行对权利内容的考察。在他的体系中，人、物、诉讼（即从人的观点关注的权利）、人对物的享有以及对权利和法律关系的享有（还考察这些权利和关系的内容、取得和丧失）这样一些议题被置于首位，充分体现了以人为中心并且使权利为人服务的法律观念。可以说，盖尤斯的体系是以现实中平等的、主权的和有产的家父及其相互关系为模式创造的，这种家父赋予民法以特色；这些家父代表者理想中的人及其在法中的中心地位。这种法学思潮与当时流行的新斯多葛主义哲学中倡导的“人人皆兄弟、彼此应友好”无疑是遥相呼应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法学阶梯》一书，是1816年为德国历史学家尼布尔在意大利北部的弗罗那图书馆中发现的，系公元5世纪的手抄本（中译本封面上有该抄本的残页照片），用羊皮纸写成，仅缺3张，但上面又写着后人的作品，因而字迹很难辨认。柏林学士院获得此信息后，立即派遣高森和贝克两位学者赶赴弗罗那，与已在那里的刑诉大师贝夫曼.赫尔维格博士一起解读，并让德国著名历史法学家萨维尼进行鉴定，最后确认该手稿确系盖尤斯的《法学阶梯》，遂于1820年出版了校订本（由高森校订）。该书的手抄本面世后，人们在埃及和西欧各地又陆续发现了它的其它一些片断，这些片断订正并补充了弗罗那抄本的错误和缺页，从而使我们对该书的了解更为全面。该书面世后，迅速被分别译为英、俄、日等国语言，在西方影起很大反响。
与《法学阶梯》配套，盖尤斯还编写了一本《日常法律事件》，该书曾被后世学者称为“黄金书”，是进一步阐述《法学阶梯》的著作。可惜，这本解释书现在已失传了。公元426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和西罗马皇帝瓦伦廷二世颁布《学说印证法》，盖尤斯与帕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莫德斯丁被一起列为罗马五大法学家，盖尤斯的地位仅次于乌尔比安和帕比尼安。
参考文献:
1.《法学阶梯》 （古罗马）盖尤斯著 黄风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
2.《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945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3.《西方法学史》第46－47页、第52页 何勤华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
4.《罗马五大法学家传略》，原载《西方法律文化通论》 何勤华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罗马法原论》（上下册） 周??著 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第一版